12. 王广臣、魏冰心：加强行业党建引领行业发展 关于做好长途货运司机

群体党建工作的调研 63

13.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课题组：

加强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7

14. 常德日报记者伍银：

垃圾分类之路，还有多远？ 常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状调研报告…75 15．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余绪鹏：流动性治理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困境与

路径创新基于新疆喀什地区的调研…80

16. 云南园区土地盘活课题组：

西南欠发达山区农地入市现实困境与对策的调研报告… 93

16. 中共肥城市委党校刘慧：

新时代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100 18．芜湖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焕发芜湖“近悦远来”的城市魅力… 105

19. 联合调研组：

知识产权司法如何更好保护促进科技创新… 113

三、高校

19.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梁乾：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 与辅导员队伍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以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119

20. 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谢炎炎：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协同育人 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四个场景”系统建构的实践探索… 127

21. 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冯华超：地方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现状、 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郑州轻工业大学为例 135

22. 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慧芳：

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探索以贵州遵义为例 141

19. 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代岑颖：

涪陵区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49

19. 陈霄、罗小婷：

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的理念革新与实践探索… 156

19. 郑州健康学院江慧军：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柔性化策略与实践探索… 160

19. 李彦君、薛雪：高校思政类微信公众号网络育人实践探索 以中央财经

大学某微信公众号为例… 165

19. 河北金融学院党委安全工作部商亮：

聚焦平安校园建设：高校警校联动机制的优化路径与实践探索… 170

19.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马释宇：

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172

1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王琪瑞：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深度融 合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陕西省某高校的问卷调研… 183

20. 董佳闻：思政引领力驱动下的“空天报国”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探索 以

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为例… 188

19. 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研究院陈延斌：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基于全国八省（区、市）的实证调研… 193

20.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杨丽华：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的发展环境、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206

19.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黄怡然：以“五个一”工程加强高校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探索…212

四、企业

19.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课题组：

“十五五”期间银行业应用人工智能的机遇和挑战 216

19. 济南绿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陈颖：“五心工程”铸就氢能先锋 济南绿动党建品牌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24

20. 浙江大有集团有限公司程旭蕾：

“追光有为”深化原集体企业“三个全面”下的党建品牌实践探索…228 38．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刘东军：AI时代工业宣传的“守正”与

“创新”基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探索 231

39. 秦慧娟：

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236

39.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帅：城市公交企业党建与业务

融合的实践探索北京公交集团党建与业务融合工作记述… 241

39.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齐河县供电公司张博：

党建引领赋能基层实践探索分布式光伏发展新路径… 245

39. 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盛鲁电厂杨红星：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品牌化创新的实践探索… 247

39. 国家电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校杨璐：

基于“三强三化”体系的新时代思政工作实践探索… 251

39. 华电甘肃能源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杨霞：

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落地见效 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实践探索……255 45．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校课题组：向新向绿向智而行 “十五五”

期间中央企业传统产业“三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 259

46. 山东能源集团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国颂：

式的能实源践企探业索宣传思想文化“四向聚力”工作模… 264

46. 山西漳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徐一鸣：

新时代国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与职工凝聚力提升的实践探索… 268

46. 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王璇：

新时代国企年轻干部选拔培养的路径与实践探索… 271

46. 山东能源集团党校枣庄校区王翔、魏钦国：

实践时探代索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建设的理论阐述与… 273

46. 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星：

新时期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 278

46. 华电（海西）新能源有限公司邵杰：

以严实作风锻造新能源铁军 华电海西公司深化作风建设实践探索……284

五、医院

46. 张易：

公立医院服务新就业群体的实践探索… 287

46. 安徽省宁国市人民医院方玲：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部综合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95

46. 江南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杜志强：

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300

46. 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吴娟：

新时期公立综合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实践探索… 304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提升科研咨政实效

（2026 年 6 月 22 日）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全体教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十五五”规划纲要核心要义，锚定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和咨政建言，奋力谱写党校科研事业新篇章，为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积极贡献党校力量。

深入基层一线

调查研究更加抓实走心

调查研究是党校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全校上下奋力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积极组织全体教师深入乡镇企业、街道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剖析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类堵点难点，为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建言献策。一方面，组织开展主题调研，提高调查研究深度。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心的“智能制造”“青年入乡”等主题，由校领导带队赴西塞科学谷、吉利长兴制造基地、吴兴卉弘农创园等地开展专题调研，以兵团式协同提高调研深度。另一方面，以学科组为单位，围绕“观鸟经济”“生态富民”“生态治理”等跨学科主题积极搭建合作团队，以科研团队的跨领域跨学科提高调查研究的广度。

深耕理论阵地

理论研究更加系统精深

做好理论研究是彰显党校独特价值的关键所在。市委党校持续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热点研究，共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宣传文章21篇。其中围绕“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提高基层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等主题撰写的9篇研究论文在《中国宗教》《科学与无神论》《中国领导科学》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青年入乡”“长江十年大保护”等主题撰写的12篇理论宣传文章在《中国环境报》等国家部委级报纸发表。

紧扣中心大局

咨政建言更加精准务实

为党献策是党校科研工作的重要使命。今年以来，市委党校紧紧围绕各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发布《党校建言》2026年咨政选题指南，强化科研团队跨学科跨领域攻关协同，合作撰写咨政报告19篇，批示率达80%以上。其中围绕“新

就业群体”“新消费场景”“绿色航运”等主题撰写的5篇咨政报告获省委、省政府领导关注，围绕“茶产业”“智能产业”“夜间经济”等主题撰写的13篇咨政报告获市委市政府领导肯定。

拓宽联动格局

合作交流更加多元高效

深化交流合作是提高党校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202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也明确提出“党校（行政学院）以多种方式开展同国（境）外学术研究机构、智库、政党等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党校有组织科研指明方向。今年以来，市委党校与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州师范大学等高水平科研机构进一步优化高质量科研成果协作路径，构建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不断拓宽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积极与湖州市各区县党校及乡镇（街道）党校在科研方面展开深度联动。以各类课题申报为契机，围绕当前研究热点进行思维碰撞；以实地调研为抓手，围绕现实中存在的各类难点堵点进行深度剖析；以科研成果产出为导向，协力推进高质量科研成果共创共享。

实干笃行，奋勇争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湖州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关键之年。新征程上，中共湖州市委党校上下将进一步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积极贡献党校科研力量，为“十五五”开新局谱新篇当好“热点”和“宣传员”。

“职业闭店人”的法律责任及规制路径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近年来，随着教育培训、体育健身、美容美发等以预付式消费为主要营收来源的商家规模不断扩大，预付式商业模式在我国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随之出现了专门以帮助预付式商家“闭店逃债”为营利方式的“职业闭店人”。2025年6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4）》在新型消费侵权问题中专门强调了“职业闭店人”侵权问题需加强监管治理，［1］这也说明“职业闭店人”的行为在法律层面值得深思。

一、概念界定：“职业闭店人”的行为链条及行为特征

（一）“职业闭店人”的行为链条

“职业闭店人”系指以营利为目的，协助企业尤其是预付式企业经营者非正当终止经营，并系统性规避法律责任的群体。“职业闭店人”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其行为链条通常分为以下阶段：（1）“店主”因经营不善决定闭店， 为逃避法律诉讼和债务责任，雇佣“职业闭店人”处理闭店事宜。（2）“职业闭店人”通过网络平台寻找“背债中介”，“背债中介”再低价雇佣保安、前科人员、无业游民等担任涉案公司的法人、股东、监事等。（3）“店主”“背债人”分别在线上群聊中向“职业闭店人”“背债中介”提供身份证、税务报表、公司营业执照等材料，通过线上认证等方式，完成公司法人、股东的变更登记。（4）“职业闭店人”闭店。公司法人完成变更登记后，形式上再经营一段时间，“职业闭店人”以短期形式经营为掩护，制定消费者分流方案闭店， 部分案件中共谋诱骗预付款后逃匿。

（二）“职业闭店人”的行为特征

1. 行为目的的非法性。“职业闭店人”行为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原经营者逃避债务。一方面，“职业闭店人”的服务目标并非经营健康的企业，而是负债率高、预付客户存量巨大、投诉频发、即将“爆雷”的企业，其营利模式建立在成功逃避债务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职业闭店人”在进行股权变更时，存在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与公司注册资本严重不符等情况，同时低价转让股权的目的并非基于改善经营状况等正常商业目的。

2. 行为手段的隐蔽性。一方面，“职业闭店人”经常将“职业闭店”行为

伪装成正常经营不善导致正常闭店。“职业闭店人”在闭店时通常会主动与消费者进行善后协商，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资金链断裂等为由，削弱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从而与消费者达成所谓的“债务和解协议”，其内容通常包括对未消费的预付款项予以部分减免后退还，或者将服务内容变更为价值较低、成本更易控制的替代性方案。［2］另一方面，“职业闭店人”利用公司登记形式审查的便利性规定，①通过“背债中介”寻找无偿还能力的“背债人”完成法定代表人等经营主体的变更，从而在形式上切断原经营主体与公司债务的关联。

3. 行为后果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职业闭店人”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易诱发群体性维权事件。由于单笔金额不大、维权成本高，多数消费者最终只能妥协或放弃，导致直接财产损失。同时，预付式消费往往涉及众多消费者，极易因退费无门而引发集体投诉、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导致维稳压力增大。另一方面，“职业闭店人”会导致预付式行业出现柠檬市场（lemon－market）困境，即预付式商家利用对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差，对消费者进行欺诈式营销， 造成守法经营的预付式商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导致预付式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继而使消费者对预付式消费模式产生信任危机，使得预付式行业陷入经济领域的“塔西佗陷阱”。

二、法律定性：“职业闭店人”的责任认定

（一）刑事责任方面

“职业闭店人”最有可能涉嫌的是诈骗类犯罪，即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认定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关键因素，需要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下进行刑事推定。［3］如果查明“职业闭店人”和经营者明知经营困难，无力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仍选择隐瞒真相， 虚构事实，甚至在即将闭店前，再组织一波“优惠活动”，错误地引导消费者预付消费，致使消费者形成该店仍能持续营业的错误认识，并基于此种错误认识继续预支资金，或者“职业闭店人”明知商家资金链已经断裂，无能力继续提供服务，仍然持续收取客户费用，该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类犯罪。同时“职业闭店人”和商家属于共同犯罪，两者均应对闭店前收取的犯罪金额负责。而且由于“职业闭店人”在其中发挥着统筹、谋划和指挥的作用，一般应按主犯论处。例如，2025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则涉预付式消费典型案例， 郑某顺和颜某玉接手某地一摄影店，随后伙同郝某玮等人在摄影店不具备经营条件的情况下，以门店开展周年庆活动回馈客户为名进行虚假宣传，诱使被害

人进行现金充值，共骗取被害人146万余元，最终法院对各被告人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行政责任方面

“职业闭店人”在闭店过程中，通常存在提交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等材料，滥用公司变更、注销登记等程序，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的行为。

1. 提交虚假材料行为的责任。如果“职业闭店人”通过提交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取得企业的变更或注销登记，则市场监管局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人、代办人、协助人等直接责任人（即“职业闭店人”或“背债中介”）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及信用信息公示等措施。

2. 恶意逃避债务进行注销登记的责任。《实施办法》第二十条②明确市场监管局发现申请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进行恶意变更，应当依法不予登记或撤销登记。虽然该条没有明确提到“职业闭店人”，但的确是对“职业闭店人”利用公司登记便利化措施恶意逃废债行为的精准打击。

3.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责任。如果预付式商家及职业闭店人存在故意 拒绝退还预付款、逃避债务的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条，市场监管局有权责令预付式商家及职业闭店人按约履行或者满足消费者合理的退款要求，拒不履行义务的，市场监管局应当认定其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而予以行政处罚。

（三）民事责任方面

“职业闭店人”及相关主体的行为可能同时违反不同的法律规范或者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此构成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债权人可以基于不同的请求权而诉诸诉讼获取救济，［4］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职业闭店人”还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1. 连带赔偿责任。公司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股东获得利润并委托“职业闭店人”策划关店逃债，属于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行为，应当按照

《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职业闭店人”协助经营者通过逃避债务，属于“职业闭店人”与经营者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 清算赔偿责任。公司在解散时应按照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清算。因此，如果“职业闭店人”直接插手经营，受让原股东的股权，在公司解散时作为清算义务人，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导致作为债权人的消费者无法在合法的清算程序中申报债权，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惩罚性赔偿责任。如果经营者和“职业闭店

人”在不具备继续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能力的情况下，仍通过开展低价促销充值等方式吸纳更多预付资金，但不按照合同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还可能将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①

三、法治失范：“职业闭店人”的规制困境

“职业闭店人”作为预付式消费模式下产生的衍生问题，是对现有法律制度与市场秩序的一次考验。“职业闭店人”行为的隐蔽性和对法律责任的刻意规避导致对其进行法律规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一）刑事法律适用困境

1. 诈骗类犯罪。“职业闭店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认定难。诈骗类犯罪要求行为人主客观相一致，即行为人在收取钱款的时候主观上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原经营者和“职业闭店人”在培训机构闭店后，产生不想偿还债务、躲避法律纠纷的想法，并未大肆促销敛财，不构成诈骗类犯罪。此外，“职业闭店人”通常会利用“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理由掩饰其骗取财产后逃逸的目的，同时在闭店时会展现出与消费者积极协商的姿态，使得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较为复杂。

2. 非法经营罪。在“违反国家规定”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方面仍存争议。一方面，有观点认为“职业闭店人”虽然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但是该规定较为笼统，其并未明确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需要按照非法经营罪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准入秩序，［5］而“职业闭店人”的行为并未侵犯国家特许经营许可制度，此类行为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3. 买卖身份证件罪或者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买卖指的是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不能将“职业闭店人”及“背债中介”雇

佣“背债人”担任法人的行为解释为买卖身份证件的行为，也不能将为他人变更工商登记的行为解释为买卖营业执照的行为，这种解释超出了买卖的释义范畴。另外，证件类犯罪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国家机关的信誉与公信力，破坏了社会公众对于国家机关的合理信赖。而“职业闭店人” 及“背债中介”通过变更法人的方式，免除原法人的债务，主要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益以及市场经济秩序，所以涉“职业闭店人”案件一般不构成证件类犯罪。

（二）行政监管困境

对“职业闭店人”的规制还面临诸多监管困境。一方面，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各监管主体协调不力。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预付式消费涉及农业农村、教育、人社、民政、交通、体育、商务、文旅、卫健等九个行业主管部门，［6］但部分预付式消费行业目前还存在资金监管的制度空白。同时市场监管、行业主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摊，缺乏协同机制，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地带。另一方面，登记审查形式化问题也制约了监管效能。当前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等是公司内部的自治事项，公司登记机关主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只能在职责范围内尽审慎的审查义务，审查程序和形式上不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难以发现材料背后的实质性违法问题，使“职业闭店人”能够通过提供形式上合规的材料达到非法目的。

（三）民事维权困境

2025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中国消费者杂志社联合发布的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职业闭店人’帮商家卷款跑路坑害消费者”这一话题社会影响力高达91．8，位列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首位。［7］具体而言，“追责主体认定难”“举证难”是预付式消费合同维权的两大阻碍。一是责任主体识别与确认困境。这是消费者维权面临的“第一道屏障”，“职业闭店人”通过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使得名义上的责任主体与实质上的责任主体发生分离。消费者难以知晓实际控制人及幕后操纵者， 起诉时只能针对工商登记信息上的“无产可执”的“空壳公司”及无清偿能力的“背债人”。二是民事诉讼中消费者主张经营者利用“职业闭店人”逃债面临举证困难。虽然《公司法》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允许债权人“刺破公司面纱”追究原股东连带责任，但该制度的适用门槛高，消费者需证明原股东与“职业闭店人”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恶意串通行为，

且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而消费者作为外部债权人，举证能力极其薄弱，难以达到法院要求的证明标准。

四、路径探索：“职业闭店人”的法律规制

（一）刑事领域的法律规制

1. 强化罪名的分析论证，以构成要件为抓手，精准适用法律。司法实践中，针对“职业闭店人”的行为，仍可以继续论证是否适用非法经营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非法经营行为而言，一方面，经营行为有两个构成要素：一是行为48的内容是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二是行为的目的是营利。“ 职业闭店人”为牟取经济利益，专门为预付式商家提供闭店服务，其行为则属于经营行为。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认定非法经营行为，应当有与其相对应的合法业务。［8］而“职业闭店人”对应的合法经营行为应是破产清算经营行为，即由专业的破产清算服务公司或者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专业合法的破产清算服务。就“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言，有学者认为关键在于判断相关经营行为脱管后是否对市场参与主体的法益造成实质性破坏或危险。［9］“职业闭店人”的行为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并导致消费者对预付式消费模式失去信任，进而导致预付式消费领域市场秩序紊乱。因此，虽然“职业闭店人”的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规定的特许经营等情形，但可就是否属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作为法律适用问题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2. 强化证据搜集审查，以完备的证据体系认定

事实。一方面，证据搜集是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检察机关要注重侦捕诉衔接机制的运行，做好引导侦查取证工作，针对涉嫌诈骗类犯罪的“职业闭店人”，要及时固定钱款往来的相关证据，对涉案公司及犯罪嫌疑人账户资金进行穿透分析，对“职业闭店人”介入后商家对外销售情况进行侦查，查明是否存在闭店后恶意敛财的情况。另外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可以由上级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挂牌督办，强化检警协调配合，从而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另一方面，证据审查则是决定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关键。证据审查的标准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人员在办理涉“职业闭店人”新型犯罪案件时，更应强化

证据能力、证明力和充分性审查，同时注重在书面阅卷的基础上进行亲历性审查。

（二）行政领域的法律规制

1. 健全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存管制度，明确各部门主体责任。整治“职业闭店人”乱象，关键是要管好预付式消费，而管住预付资金，则能从源头防范经营者恶意逃废债。如要求商家收取的预付款项按照一定比例存入资金监管账户，为消费者退费“兜底”，可以大幅降低企业卷款跑路的风险。目前，上海市、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等地均对预付资金存管的缴存比例与方式进行规定，安徽省、深圳市、北京市朝阳区等地对资金监管模式进行创新，“第三方存管机制”“风险保证金机制”“预付式消费资金存管平台”等应运而生，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预付式消费监管的合理路径。同时，202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进一步强化了预付式消费的退款机制，明确了恶意闭店后跑路的商家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①其中使用了“有关行政部门”，说明对“预付式消费”的监管应当由各部门履行各自职责进行监管。

2. 加强预付式消费领域工商变更登记实质审核。把好经营主体的准入和 变更关，也是遏制“职业闭店人”的前置手段。“背债人”之所以存在，是钻了工商变更登记形式审核的空子。虽然《实施办法》第二十条通过限制与撤销相关登记限制了“职业闭店人”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方式逃避债务的行为，但市场监管部门在形式审查的原则下很难掌握虚假变更登记逃避债务的证据。因此，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预付费企业工商变更登记的实质审核， 提高对“背债人”的识别能力，依托大数据模型，设立异常经营预警清单，对于已经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及时作出撤销变更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

（三）民事领域的法律规制

1. 明确预付式消费中经营责任主体，降低消费者维权的举证门槛。针对责任主体确认困难的问题，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中可能涉及实控人、实际经营者、“职业闭店人”“背债人”等多个主体，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纠纷中经常出现经营者与实控人“名实不符”的情形，此时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适当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审判机关应当对涉案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进行实质审查，查明是否存在“恶意闭店”的事实，明确“职业闭店人”是否为经营责任主体。针对消费者举证困难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职能，

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审判机关则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降低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举证难度。

2. 优化预付式消费领域企业退出制度，有效发挥挽救出清双重功能。“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一味的强化监管可能并不是拯救预付式行业、遏制“职业闭店人”的良策，通过制度设计引导预付式消费领域企业合法退出， 才能从根本上压缩“职业闭店人”的生存空间。审判机关要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作用，对于诚信经营、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性的处于困境中的预付式消费领域企业，依法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帮助企业脱困重生；对于不具有挽救价值及拯救可能的“僵尸企业”，依法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把握规律推进创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 上海市政协“着力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重点课题调研报告（摘编）

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2026年6月5日）

扩大服务消费，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举措，是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提振消费”列为重点任务之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把“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作为提振消费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出台了《上海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着力加强政策制度供给，优化完善消费环境，打造融合创新场景，推进消费提质扩容。上海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正以创新融合之势构筑城市发展新动能，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趋势和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

根据上海市政协2025年度议政调研计划，在市政协副主席黄震、虞丽娟的关心指导下，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上海开放大学成立课题组，着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探索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新场景、新路径、新动能，聚焦政策支持、数字赋能、业态融合、开放创新、品牌打造等，先后赴上海三利音、月星集团、喜马拉雅、春秋航空、吉祥航空、携程旅游、得物信息、东浩兰生元数文化科技等实地调研，并结合召开专题协商会、开展年末委员视察，广泛听取相关企业、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询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上海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对策建议，形成课题调研报告。

课题调研报告分析了上海服务消费发展的特点和趋势，针对性提出了深入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相关建议。

上海服务消费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近年来，上海以消费场景创新为突破点、以丰富消费供给为着力点、以活动平台搭建为支撑点，服务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支柱。

一是个性化、体验式消费模式不断涌现。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场景的情感

共鸣和专属体验，以实景游戏、沉浸式演艺展览、VR主题公园为代表的体验式娱乐业态发展迅猛，冰雪运动、水上运动、极限运动等户外时尚体育新场景不断迭代，有效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链消费增长。以“Z世代”为主体的新一代消费群体，更加崇尚独立，偏爱个性化与定制化的产品与服务，“悦己消费”“颜值经济”“谷子经济”“快乐经济”等各类细分领域规模持续扩容，推动体验经济成为引领消费升级的新范式，促使圈层消费深度重构服务消费市场的竞争格局。

二是专业化、高品质消费产品日益丰富。随着市场化需求向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升级，各类适配性服务产品不断涌现。“看美展、观好剧、阅读建筑、城市考古”成为上海都市品质消费的主流选择，凸显上海城市文化消费的高端定位。养老服务消费市场加速细分，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大幅增长，养老服务覆盖范围与服务供给能力明显提升。消费型健康险、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不断优化，养老金融产品体系逐步完善。个性化、定制化的健康管理方案需求攀升，高级管家、专业早教、资深催乳师、优质母婴护理、高端家政等精细化专业服务快速发展，全方位满足居民品质生活需求。

三是融合化、联动式消费业态逐渐形成。文化、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服务业态加速跨界融合，演出、赛事、展览等活动引爆消费新热点，文商旅体展业态加速融合。医疗健康服务与商业健康保险紧密联动，居住、家政、物业、养老等服务打破传统壁垒，“家政+物业”“家政+养老”“物业+生活服务” 等多元服务消费供给模式不断迭代。线上线下融合已渗透到服务消费各场景， 成为服务消费常态，以更便捷、更高效的服务体验，推动服务消费品质升级。

四是国际化、品牌化消费趋势更加凸显。环球美食消费旺盛，餐饮行业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上海已汇聚五大洲43个国家近万家环球美食餐厅，米其林上榜餐厅位列全国第一。“大博物馆计划”“大美术馆计划”等深入推进，上海成为海外优秀文化作品首发、首演、首映、首展的重要“首秀地”。“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英雄亚洲冠军联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世界赛艇锦标赛等大型文旅商体展活动，带动境外旅游者入境消费，加快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建设。上海网络新消费品牌崛起，米哈游、卡游、哔哩哔哩等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已经成为细分赛道的头部力量。

五是数字化、智能化消费场景持续深化。文旅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创新亮点纷呈，《唐宫夜宴》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表现火爆，引领文旅消费新风尚。

短视频、云智算、生成式大模型服务等产品供给丰富，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消费模式不断迭代创新。网订柜取、网订店取、打码下单等数字化模式广泛运用，呈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全场景生态发展趋势。依托AI、5G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个性化教学突破时空限制、远程医疗覆盖更多人群，家政行业打造“互联网+家政服务”运营新模式，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以“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租房流程。深入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建议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战略任务。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消费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化对服务消费发展规律的把握，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开放引领、坚持创新驱动，聚焦重点领域、瞄准重点群体，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充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

一、深化制度机制创新，进一步优化服务消费环境

一是完善统筹推进机制。构建市级层面服务消费发展联动协调机制，加强对服务消费工作的统筹协调，打造协同高效的政策体系，增强市区联动、部门合作的推进合力。建立政策动态评估与迭代机制，定期开展服务消费政策实施效果追踪和第三方评估，推动政策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提高政策响应速度和精准性。建立常态化企业诉求动态征集机制，精准识别新业态消费领域的发展痛点。创新完善消费补贴发放和使用机制，进一步缩短商家核销周期，推动“即核即返”。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定向发放消费券的力度，重点覆盖服务消费领域，不限于特定消费项目，推动消费券向体验性、智能化、即时性等新型消费业态领域倾斜。开发集成高德或百度地图App的“上海消费” 官方小程序，构建“上海城市消费导航图”，让消费补贴融入市民生活“智能消费导航”，以科技赋能深度重构消费券使用体验。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开放，推动科技服务、旅游等领域开放举措全面落地。扩大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范围， 健全外商独资医院执业管理、行业监管等制度体系。建议上海抓住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关于消费类企业在A股市场逐步“解封”的政策窗口期，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举措，将总部经济与上市支持深度绑定，用上市政策创新吸引头部服务消费企业总部集聚上海。实施分类分级税收引导策略，实现“一业一策”的精细化税收服务支持。破除高端消费的限制政策，鼓励和促进高端服务消费发展， 激发高收入群体消费活力。设立消费升级产业基金，重点支持智慧零售、健康

管理等消费领域创新项目发展。灵活调整租金政策，引入新兴业态，盘活国资商业综合体。扩大服务消费定向信贷、绿色贷款，鼓励绿色健康消费。建立长三角消费金融联盟，统一授信标准，实现异地消费信贷互认。

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要把满足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社会公共服务需要放在首要位置，加大在生育养育、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普惠养老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健全育儿补贴、养老服务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消除低收入人群的后顾之忧。

四是健全完善统计监管。构建全口径消费统计制度，将数字消费、文创消费等新型消费及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全面纳入统计范畴。建立消费统计分类动态调整机制，确保统计数据与消费市场变化精准对接。针对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和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制定包容审慎的“沙盒监管” 和推行以“信用画像”为基础的触发式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容错清单动态更新机制、“容错分级豁免”与“容错信用修复”通道，以包容审慎的善意执法， 为市场发展预留合理的试错空间。

五是优化服务消费发展环境。加快推动数字、绿色、共享及平台经济等领域新型消费业态的行业标准细则制定，构建合规、健康的商业发展生态。制定统一的托育、家政、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标准体系，建立行业“白名单”制度， 规范行业服务秩序。健全市场监管机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完善消费投诉处理机制，重点监管教育培训、健身美容等投诉高发领域，构建服务消费信用评价机制。加强消费信贷风险教育，提升消费者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

二、推动融合联动发展，进一步增强服务消费动能

一是推动各领域服务消费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体育、教育、医疗、家政、养老、金融、信息、交通、居住等多领域服务消费资源的跨界整合与业态耦合， 打造“旅游+”“餐饮+”“康养+”“零售+”“体育+”“健康+”“数字+”等一批融合性服务消费新场景。依托音乐节、演唱会、国际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 强化“以节兴商、以赛促游”，推动文商旅体展业态深度融合，形成消费新增长点。支持航空公司联合文旅、体育、电商、会展等企业，共同开发“航空+文旅”“航空+赛事”“航空+康养”等融合型消费产品，共建消费新生态，激活

相关产业链消费潜力。支持企业搭建“智慧服务开放平台”，整合AI、物联网与用户数据，赋能商圈、饭店、社区等场景。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模拟消费动线，优化空间布局。

二是促进金融服务与消费场景高效衔接。开发集消费信贷、保险、支付、产品服务与场景营销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金融平台，打通线上线下金融服务链条，打造“场景金融”生态圈。支持开发产品申请、信用评估、分期付款、返现优惠等多重服务智能App，整合消费者投诉调解和风险提示等功能，形成端到端的智慧服务链条，促使金融服务精准渗透到消费全环节，提升精准营销与风险防控能力。拓展数字人民币与金融科技应用，提升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举办“数字人民币购物节”等推广活动，扩大消费者数字人民币支付接受范围，提高数字支付安全性和交易便捷性，促进数字经济与消费市场的深度融合。

三是打造服务消费标杆融合场景。以业态融合、空间融合、技术融合、功能与情感融合为核心，培育高体验感、高社交性的服务消费示范性场景。如， 探索建立“医疗+度假+户外运动”一站式基地，开发全年龄段人群定制化服务路线，打造全龄友好型健康文旅消费综合体。鼓励和支持国企、民企、外企深度参与F1赛事的投资运营，探索“赛事+产业”联合开发模式，拓展赛事衍生消费场景，擦亮标志性赛事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期消费动能。

三、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进一步满足多元化服务消费需求

一是构建全龄友好、层次丰富的消费服务场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扩大教育、医疗、旅游、康养等领域的高端服务供给，着力破解老年群体消费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如，开发符合老年群体需求的慢节奏、深体验、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以“极简、安全、可信赖”为原则，设计开发界面交互和操作引导接受度高的线上App，精准匹配“健康+社交+消费”等老年群体的核心需求。重视年轻人消费特征和消费理念的变化，引入国际顶级赛事、艺术展览，注入休闲、娱乐、环保、养生等服务新元素，构建“演艺+展览+消费” 新格局，不断创造商业价值，增强消费的体验感与享受度。加大对青年群体消费习惯的研究力度，培育“潮流社交+情绪释放+价值提升”新型消费场景，丰富定制消费、时尚消费、单身经济等产品和服务供给，以特色消费供给打造“非来上海不可”的独特吸引力，有效释放青年的消费潜能。推动科研院所、大科学装置等，定期高频向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开放，并结合基因工程、脑机接

口、深海探测、宇宙探索等前沿科技，开发集参观、体验、科普、文创于一体的科技旅游产品，延伸消费链条。

二是培育特色化、定制化的服务消费产品。深度洞察和把握消费者需求， 让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研发和评测，积极推进服务消费场景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加快培育高端服务品牌，重点支持高端旅游、礼宾服务、私人银行等稀缺性服务项目。发展国际医疗旅游产业，鼓励保险机构开发跨境商业医疗保险产品，探索旅游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消费新模式。针对高净值人群推出财富管理、亲子教育、精致护肤等专属服务活动，提升高端消费供给品质。

三是开发多元化、场景化的金融服务产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研发分期贷款、低息信贷、保险增值保障等差异化消费信贷产品，增强消费供需适配性。针对年轻群体，设计“智能健康保险”产品，如利用可穿戴设备数据追踪，将健康监测、管理与保险联动，建立保费动态调整机制。针对老年群体， 设计银发经济“适老金融”产品，如开发“老龄卡+健康险+养老社区”综合服务包，持续优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养老保险服务体系。针对文化体育消费场景，开发覆盖演唱会、体育赛事的“退票险”“延误险”“意外保障险”， 降低消费风险。积极开发场景化金融保险产品，如开发AR/VR文旅体验项目，试点“先享后付”模式，推出“门票分期+信用权益”组合产品等。

四、强化数字化支撑，进一步打造服务消费创新引擎

一是打造数字化服务平台。加快发展线上服务、智慧零售和直播经济等新型消费模式，推动上海服务消费模式创新，以数字赋能加速消费品牌出圈。积极打造连接供需两侧、提升消费体验、提高服务效率的数字化服务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透明的信息、更加个性化的选择、更加可靠的品质。如，开发文商旅体展联动大模型，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判断和评估。培育生活服务类数字平台，推进服务行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持传统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一站式玩转的平台，为跨城市乃至跨国游客提供商旅服务、线上导航。以数字化解决方案促进商业效能提升，推动商场与品牌数据开放，打破信息“孤岛”，实现IP精准导流，把大流量真正变成消费力。

二是深化数据资源开发运用。推进全市全域消费数据归集整合，整合征信、消费信贷、支付流水、税收征管等数据，实现市区两级、多消费场景、全支付渠道的消费数据互联互通。加强数据分析与行业联动，探索构建全局性的上海市消费模型，构建动态风险监测智能体系。深度挖掘消费场景数据资源，运用

大数据实现对消费偏好分析及预测、服务动态优化、智能纠纷调解等功能应用， 提高消费新场景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三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打造智慧博物馆、智慧美术馆和智慧图书馆，以科技赋能提升文化产品表现力、传播力、感染力。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等新业态。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加强“上海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发展智慧教育新业态。积极推广智能导购、智能客服、智能物流、智能点餐、智能厨房、智能配送等应用场景，推动服务消费向“智慧化、便捷化”升级。加快建设“智慧社区”， 提升居民智能体验与消费便利舒适度，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五、坚持活力与安全并重，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一是打造24小时全天候活力之城。支持和鼓励各区结合特色资源，打造1处集成夜游、夜市、夜读、夜展、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具有特色性、差异性、影响力的消费圈，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消费体验。支持图书馆、书店、博物馆、美术馆、健身房、电影院等延长营业时间，鼓励商圈和商业综合体通宵营业或大幅延长营业时间，将上海打造为24小时全天候的城市活力生态之城。加强市区联动集聚优质资源，如交通与基础设施联动，增设旅游巴士专线与夜间停车优惠政策。

二是多维度筑牢安全底线。建立健全大型活动安保服务的基础标准与操作规范，明确不同规模、类型活动的安保配置基准。坚持把智慧监测、人流预测、应急调度等技术融入人流管理、安全监控与公共服务全流程，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与效率。进一步激活“赛事+”消费潜能，推动商圈、文体空间、特色街区联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形成“主会场引领、多场景联动” 的消费矩阵，让大型活动的经济辐射力向更多领域延伸。

三是完善入境消费服务体系。设置多语种导览标识、双语客服中心，引入外币兑换机、国际支付便捷通道，以及实施“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政策。依托国内著名旅游景点打造“国际消费服务驿站”，提供旅游咨询、消费投诉、翻译协助等一站式服务，提升境外人士消费体验感受度。持续推动大型商业体、文旅场馆对标国际服务标准，开展“国际化服务认证”。

六、打响“上海之夏”品牌，进一步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和水平

一是打造“上海之夏”超级IP。设计更具辨识度的“上海之夏”品牌LOGO， 用好用活上海老字号、老品牌，开发一系列体现上海特色的“上海之夏”纪念

品、伴手礼。打造“上海之夏”主题曲，将城市文化特质、独特元素、标志符号等融入主题曲，用音乐来强化情感连接、场景体验，塑造兼具艺术高度与传播广度的“城市声音名片”。引入国际知名博主、网红等顶流，深度参与“上海之夏”的推广与宣传，以独特视角讲述“上海之夏”故事、讲述上海故事。以“上海之夏”IP为纽带串联长三角夏日特色资源，联动打造“江南之夏”主题活动，形成“资源共享、活动互联、客流互导”的区域消费圈，推动“上海之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都市魅力的夏季消费节庆。

二是打造更具标杆性和话题性的“上海之夏”消费场景。依托“一江一河” 滨水区，深度串联散落在滨水空间的自然景观、历史文脉与多元消费场景，推动“优美滨水空间”向“强劲消费载体”转化，让“一江一河”成为中外游客慕名而来的消费新地标。依托徐汇西岸等区域，打造多维业态超级融合体，提供高端定制服务、私人文化导览、非遗手作体验、元宇宙商业空间等特色服务。依托张江科学城建设科技赋能示范区，提供从基因检测到精准健康管理的“全流程健康管理”服务，吸引亚太高净值人群参与医疗旅游。

三是推出“上海之夏”烟火美食榜单。建议由市政府相关部门牵头，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参与，从风味与口碑、文化特色、消费体验、价格亲和力等维度，深入挖掘承载城市记忆、展现上海风味的“烟火小店”，推出“上海烟火美食榜单”，并线上线下同步发行“上海烟火美食地图”，让“烟火上海” 成为这座城市温暖而生动的新名片。

四是推动“上海之夏”IP向多领域拓展延伸。依托临港新片区建设国际户外挑战赛永久基地，持续培育滴水湖铁人三项赛等特色IP。做优“苏州河龙舟赛”“城市夜跑”等现有品牌赛事，促进“上海品牌”赛事与城市景观、公共空间深度融合，增强赛事与城市的互动性。大力挖掘体育IP周边和自主品牌产品消费潜力，加快开发具有上海特色的赛事衍生品，推动城市地标、文化元素等融入赛事纪念品设计，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打造上海数字文化IP，借鉴《哪吒》《黑悟空》等成功案例，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将神话人物、历史故事以更生动、具象化的形式呈现，增强文化共鸣与市场吸引力，培育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与辨识度的原创数字文创作品和IP。加大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江南文化的各类媒体公众号定向旅游推广力度，塑造城市文旅品牌，提升国际传播能级。

产科教融合的新挑战与新路径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联合课题组

（2026年6月16日）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体系更新加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技术呈多点突破态势，科技前沿快速扩张与传统教育内容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新兴职业涌现与传统岗位消亡更替加快， 产业、科技、教育深度融合成为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时代课题。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该如何打通？怎样构建适应大国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我国产科教融合进展成效如何，还存在哪些卡点堵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展了深入调研。

一、近年来产科教融合的实践探索

党的二十大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转移为一体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样本。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持续加大产科教融合推进力度，相继出台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及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等，积极推动校企协同、科教联动，产科教融合总体呈现“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反哺教育”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融合态势呈现从点状合作到生态共建的特征，产科教融合协同育人进程加快。调研中我们切身感受到，横亘在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的厚重“围墙”正在逐渐瓦解，推动这一变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紧跟产业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教育部今年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38种新专业，同时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15种专业，精准对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有力服务国家战略与传统产业升级。黑龙江、浙江等8省市针对学科专业跑不赢技术迭代的问题，因地制宜打造247个特色优势专业集群，让专业结构“随产而动”。二是在培养模式革新中实现校企深度融合。调研发现，多地跳出订单班、实习基地的浅层合作模式，转向共建产业园区、联合实验室、创新中心及企业冠名二级学院等深度合作形态。东南大学联合企业推行“3+1+X”本研贯通模式，让

学生参与企业“揭榜挂帅”科研项目，在解决类人机器人人机交互与导航规划等复杂问题中成长成才。苏州大学联合长三角国创中心推行“学行交替”模式， 学生在校学习与入企带薪顶岗实习交替进行，打破了先学后用的路径依赖。三是不同行业产教融合联合体大量涌现。江苏常州新能源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定期举行研讨会、主题沙龙，线上云平台发布岗位，线下举办专场招聘会， 一个毕业季汇集3.5万多个岗位，助力企业用工与毕业生就业双向奔赴，有效提高了人才供需适配效率。

实践路径呈现从单线输出到循环互促的特征，产科教融合驱动创新范式深刻变革。我们在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了解到，科研团队在智能悬架系统上取得突破并推进产业化，已为奇瑞、吉利等企业完成11款车型的产品开发。如何让科研的“冷板凳”接通产业的“热需求”？推动考核导向转变是关键。近年来，教育部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101计划”），打造了9189个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实践项目，推动学生早进科研，及时将科技真实问题和产业真实场景纳入教学。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把企业痛点、产业难点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以成果落地实效衡量科研价值，有力推动“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用在生产线上”的科研范式转型。更进一步，目前高校与政府、企业联合打造的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大学科技园、概念验证中心等高能级载体正在加速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联合全国44个高校打造的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在集成电路、储能技术、医学攻关、生物育种、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低空经济等7个领域，持续加快“高精尖缺”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 不断孕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天津科技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138家，其中科技型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四川大学与省内12个地方政府签署协议，共设合作专项资金达9亿元，带动社会投资200亿元。

区域布局呈现从局部探索到整体协同的特征，东西部联动打造产科教融合发展新格局。调研发现，东部高校深挖场景禀赋，主动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探索深化校企联合实训、定向育才、技术共研模式，将人才培养有效嵌入产业链条。东莞理工学院与腾讯、商汤科技等企业共建“新工科”项目化课程体系，联合开发20余门项目化课程，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竞赛中斩获佳绩。中西部高校立足区域主导产业与特色资源，探索错位发展、特色赋能的融合路径。西安交通大学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与270家龙头领军企业签署共建联合研究院协议，累计解决3100余项企业关键技术难题。石河子大学紧密

结合边疆畜牧业发展需求，成功申报教育部畜禽疾病数智诊疗实验中心，实现95%以上高危、高成本实验的虚拟化覆盖。而且，东西部协同正在打破地理边界， 形成“东部研发+西部转化”的跨区域资源互补新模式，推动创新要素在更广范围自由流动。华东理工大学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共建宁夏华理现代煤化工研究院，累计组织30多批次90余名专家赴宁夏，挖掘技术需求40余项，落地合作项目35个，总投资超1.8亿元。

二、当前产科教融合面临的主要挑战

调研显示，当前我国高校与地方产业的产科教融合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激活区域创新动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突破，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同发展的新要求，部分高校和合作主体之间仍存在融合深度不足、对接精度不够、机制适配不强等问题，有关评价体系、资源流通、人才适配等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成为制约融合质量提升的主要瓶颈。

体制机制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协同融合深度不足。调研中，高校和企业普遍反映，产科教融合并非简单的校企双向合作，而是涉及多部门、多主体协同联动的系统性工程，当前顶层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一些落地环节、合作场景中，政校企三方权责边界不够清晰、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制约了协同效能的充分释放。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主体协作的制度“玻璃门”依然存在。产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资源投入分属多个部门，一些地方缺乏高效的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存在实验室重复建设、仪器设备重复投入等现象，在人事管理、薪酬制度等方面存在制度不兼容问题。二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有的企业反映，投入设备、资金、人力参与人才培养，短期内难以获得相匹配的回报，因此更倾向选择“短平快” 的项目合作，而非长期的深度融合与共建。

评价与激励偏重学术导向，产科教融合内驱力不强。评价体系是干事创业的指挥棒。当前整体评价导向已逐步向产科教融合、成果转化倾斜。但调研发现，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仍存在过度侧重学术指标、弱化产业价值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来自企业而非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科研评价体系与产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评价体系重论文轻应用、重课题轻合作现象较为普遍。在学校综合考核、教师职称评聘、科研绩效评价、重大项目评审等关键环节中，关键绩效指标（KPI）

仍然主要体现在发多少篇顶刊、拿多少项基金，而服务产业发展、参与校企协同、解决企业“卡脖子”难题等直接面向产业需求的贡献权重偏低。另一方面， 资源投入与激励机制未能有效对接产科教融合发展需求。高校资源配置对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领域的倾斜力度不足，高校与企业实质性协同攻关、利益共享的深度合作相对较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与合理回报机制尚不完善，参与企业技术攻关的内生动力不强。

创新要素的流动共享机制不畅，一些领域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调研发现， 部分地区高校与企业间数据、科研设施等核心创新要素流通不畅、共享受阻。一是数据要素共享存在壁垒。产业数据是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 但受数据确权、隐私保护、商业秘密等因素制约，大量产业数据没有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难以转化为高校的教学案例，也不利于基于产线真实场景的科研攻关。二是科研设施共享程度不足。部分高校与企业对实验室资源重拥有轻共享，导致资源使用效率偏低。去年，某地市审计部分科研院所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及使用情况发现，5家院所设备共享使用时长占总使用时长比重不足7%，最低仅为0.14%，个别机构98%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未实现共享使用。

人才供给与需求适配度较低，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从供需匹配的调研情况来看，一些高校人才培养速度跟不上产业技术迭代速度，培养质量达不到产业高端发展需求，一些地区创新型、复合型、实战型产业人才存在结构性缺口。一是学科专业调整与产业迭代存在“时间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技术更新快，而高校专业设置到人才产出需要一定周期，导致部分新兴关键领域存在一定的人才缺口。二是复合型骨干人才供给不足。高校教师缺少一线企业实操经历，企业技术人员不擅长授课育人，兼具技术功底与产业视野、兼顾教学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偏少。三是传统培养模式跟不上科技变革。调研了解到，在智能电力装备等领域，涉及的数字孪生、人工智能诊断、微电网协调控制等前沿技术，高校课程与教材内容明显滞后。分科授课、课堂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也难以塑造学生的跨学科思维、科研攻关能力与原始创新素养。

三、深化产科教融合的发展路径

调研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科研重论文、重课题，教学重课时、重教材， 产业界重实际效益、重问题解决，产科教彼此分割现象突出，其形成非一日之寒。不同系统之间的评价标准如何兼容？制度壁垒如何打破？各方的利益如何

协调？每个问题的破解都非易事。从2017年12月《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印发，到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发布，党中央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构建政策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一体化新生态，重构人才成长底层逻辑，重塑人才培养路径，进而形成科技赋能产业、产业支撑教育、教育培育人才，彼此之间循环增益的生动局面。从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看，我们认为当前推进产科教融合是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卡点堵点、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重要着力点，需要从协同机制、评价改革、要素流动、人才供给、区域协同、国际合作等维度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健全协同机制，从各管一段向利益共享转变。推动产科教融合需要凝聚各方力量、理顺运行机制，构建政府引导、校企协同、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发展格局。一是强化政府统筹，破除条块分割，整合政策资源，明确政校企权责边界，让各方各尽其责、各获其益。二是搭建多元协同平台，用好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高等研究院等，打通产科教融合壁垒，使各类资源衔接顺畅。三是建立试点示范机制，在知识产权分割、收益分配比例、人员双向流动等关键制度上拿出突破性方案，形成企业出题、政府助推、高校答题、市场阅卷、按贡献分享收益的闭环，让融合从靠情怀走向靠制度，逐步培育价值共创、成果共享的融合生态。

深化评价改革，从论文“指挥棒”向贡献导向转变。校准发展导向才能让资源配置真正对接实际需要。一是打破单一化、同质化的评价倾向，构建分类科学、导向清晰、标准多元的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侧重评价原创性、前瞻性和学术价值，对应用研究侧重评价成果转化、技术突破和实际效用。二是优化资源投入与激励机制，调整科研资源投入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能，将更多资源向产科教融合重点领域倾斜。建立差异化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人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完善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使科研人员获得合理回报，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资源配置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畅通要素流动，从“数据孤岛”向开放共享转变。加快建立健全资源要素开放共享的激励相容机制，让共享者不吃亏、沉睡者有压力。着力打破人才、数据、技术、平台等要素流动的堵点，探索数据可用不可见等隐私计算方案， 打通产业数据库与高校知识库的双向接口。同时，推动创新平台提质增效，构

建跨区域、跨主体的开放共享网络，建立谁共享、谁受益的补偿与激励机制， 引导高能级实验室、工程中心等优质资源向产科教融合发展倾斜，使其成为区域创新的公共引擎。

聚焦人才供给，从学用脱节向供需适配转变。调研组在走访中深切感受到， 当前产科教融合的矛盾可以用两个“时钟”来形容：传统教育模式的“人才时钟”以学年为单位，而产业变革的“技术时钟”以月甚至以周为单位，两种“时钟”的错位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人才时差”。建立产业需求到教育供给的快速响应机制，才能缩短这种“人才时差”。要探索建立产业人才需求预警平台，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通企业岗位需求与高校培养的衔接通道，通过抓取岗位迭代数据、构建动态能力图谱，推动学科专业调整从定期微调走向实时响应。同时，打破企业高技能人才进入高校的硬门槛，设立产业教授特设岗位，培育一支既懂理论又通产业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完善人才引进政策，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引进高端人才与创新团队，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

强化区域协同，从东强西弱向优势互补转变。推动产科教融合，要重视解决好区域发展均衡问题。东部地区高校密集、企业活跃，融合发展条件较好。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薄弱，人才容易流失。区域协同不是削峰填谷，而是优势互补、分类施策。一是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二是打破行政区域的刚性划分，制度化推进“东部研发+西部转化”的跨区域合作，建立利益分享与补偿机 制，探索多元化的区域协作模式。三是坚持分类发展，立足各区域产业特色与发展基础，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重在示范引领，中部地区强化特色发展，西部地区着力补齐短板，让东部的前沿探索在中西部找到应用场景， 让中西部的特色需求成为东部技术创新的强大引擎，加速织就一张覆盖全国的产科教融合协同网络。

拓展国际合作，从对内引进向对外输出拓展。产科教融合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应具有全球视野，推动教育资源、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要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出海，推动我国工程教育标准、技术方案的国际化适配与互认。让高校不再只是跟随企业“走出去”，而是主动帮助企业赢得国际竞争力，实现从随企出海向助企出海的升级。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及国外科研机构的联合攻关，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让中国的产科教融合模式成为一种可推广、可借鉴的智能时代人才发展新范式。

调研手记：

调研中感受最深的是，推进产科教融合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在“人”的培养上，就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标准件”，也不是未来会被人工智能所轻易替代的“工具人”，而是心怀“国之大者”、能够驾驭不确定性、敢于走进“无人区”开拓创新的新时代人才。这不是三个方面工作的简单拼接，而是一场关于“人”的系统性塑造。围绕这一核心目标，从教育变革看，高校应精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从被动适应产业转向主动引领产业。从科技发展看，科研创新活动应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从单纯的知识创造向创新育人延伸。从产业需求看，企业更应成为人才的协同培养者和创新合作伙伴。只有产业、科技、教育真正围绕“人”的成长同向发力，才能有效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断点堵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河南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一大优势、一张王牌来抓，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主线，以党政同责为引领、以藏粮于地为根本、以藏粮于技为动力，推动粮食产能实现系统性跃升。“十五五”时期，河南要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新担当。

省级层面抓好粮食生产的实践与成效

以党政同责为引领，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坚持把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实，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五级书记抓粮食安全责任体系，推动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全覆盖。先后印发《关于牢记领袖嘱托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意见》《河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河南省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规划（2025—2035年）》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量化：2027年达到685亿公斤、2030年达到700亿公斤，以硬指标压实硬责任，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部门协同推进、市县狠抓落实” 的工作格局。

以藏粮于地为根本，粮食产能根基更加稳固。坚持把耕地保护和建设作为粮食生产的根基，坚持新建和改造并重、建设与管护并重，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改造。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制度体系，推行“真重视、真排查、真整改、真用力、真见效”的“五真”做法，纵深推进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运用“投建运管”一体化机制，即投资、建设、运营、管护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破解高标准农田“重建设、轻管护”顽疾。同时，推动增施有机肥、耕地轮作等措施落实，稳步提升耕地地力。

以藏粮于技为动力，粮食生产动能加快释放。把科技强农作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抓手，大力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良种方面，高质量建设“中原农谷”，开展种源关键技术创新、良种联合攻关与推广， 郑麦136、百农307、MY73等高产抗逆品种得到大面积应用，种源自主可控能力显著增强；良机方面，加快培育先进农机装备产业链，大力推广精量播种机和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年均增加精量播种机1万台以上、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5000台以上，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水平持续提升；良法方面，集中打造1500

万亩小麦、2000万亩玉米高产示范区，集成推广深耕耙压、密植滴灌等增产技术，示范区小麦、玉米单产超600公斤。以完善体系为保障，粮食生产韧性大幅提升。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态势，省委、省政府把

增强防灾减灾能力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强化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发布灾害风险预警，细化完善抗旱防汛、防“烂场雨”、农机应急调度等预案，建立742个常态化应急服务队、832个农机服务中心。加快补齐烘干设施、履带式收割机等应急农机短板，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可用烘干机数量达6000 余台、履带式谷物收获机3.6万台。实施农村沟渠连通整治三年行动，累计开挖疏浚、连通整治沟渠14.88万公里，修建渠系建筑物近5万座，排涝保墒与防风抗灾能力显著增强。

以产业融合为路径，粮食增值空间持续拓展。聚焦延链补链强链，把推动粮食产业全链条升级作为重要方向。全省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培育小麦等18条产业链，成立农产品加工等24个产业联盟；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培育万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6000家；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开展“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打造国家级农业品牌45个、省级知名农业品牌1479个；小麦粉及其工业化馒头、挂面、方便面、速冻食品等年产量均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涌现出“三全”“思念”“白象”等一批知名品牌。同时，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河南小麦交易中心、大数据中心，优化粮食资源流动和配置，让粮食能卖出好价钱。

以制度创新为支撑，粮食生产政策保障更加有力。在价格调控方面，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严格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建立“等内粮、合格粮、受损粮、超标粮”四级分类处置政策体系，切实维护种粮农民基本收益。在补贴支持方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落实产粮大县奖补政策，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倾斜支持力度，充分调动种粮积极性。在风险保障方面，全面推广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不断提高农民种粮风险保障水平。

两个产粮大县提升粮食产能的创新探索

河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持续提升，不仅体现在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系统施策，更扎根于广袤县域的生动实践。豫北平原上的滑县与浚县，以其各具特色又内在相通的创新探索，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经验。

滑县以198.78万亩耕地承担着年产33亿斤以上粮食的重任，粮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是全国小麦第一县、河南第一产粮大县。其探索的经验可概括为四条主线：

制度重塑，构建“权责利”贯通的治理闭环。滑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提升粮食产能的核心举措，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61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依托“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广泛吸纳群众意见，确保建设规划科学合理、接地气。坚持新增项目和改造提升并重、建设数量与质量并重、工程建设与建后管护并重，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原则落实管护责任，创新推出“一长两员”（井长、管护员、维修员）管护制度，并将管护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逐年递增，以稳定的制度化投入机制解决了高标准农田“有人建、无人管”的普遍难题。

数智赋能，打造“天地人”协同的感知网络。气象部门布设X波段天气雷达与田间微气象站，构建高时空分辨率监测网，实现对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快速捕捉和短临预警；农技部门搭建病虫害物联网管理系统与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让农户“指尖一点”即可获取虫情数据和施肥方案。农技服务由此从“脚板跑田”向“云端问诊”转变，实现了病虫害监测更省力、技术指导更省劲、农民种地更省心的三重跃迁。

链式整合，贯通“产加销”一体的产业生态。做强种业芯片，年繁制种产量4亿斤左右，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的小麦品种13个；夯实装备支撑，集聚70余家农机制造企业，粮食烘干设备产销量及行业影响力全国领先；提升加工能级， 深耕小麦、玉米、花生产业链，持续提升加工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

平急结合，锻造“备救援”一体的应急体系。依托7支县级和23支乡镇级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常态化备战，启动“接报即响应、即刻调度、快速到位”的闭环流程，创新推行“县域自保+区域互助”模式，联动豫南、豫东8县（市）， 巧借农作物成熟时间差和灾情地域差实现跨区农机精准驰援，为粮食生产筑起坚实的防灾减灾屏障。

素有“黎阳收，顾九州”美誉的浚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50万亩以上，小麦、玉米、花生平均亩产大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做法具有鲜明的体系化特征：

创新全域运行机制，织密上下联动工作网络。出台《浚县粮油作物整建制单产提升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推行县、镇、村三级干部包联“责任田”制度；

梯次打造百亩攻关点、千亩示范方、整村单产提升示范村三级示范矩阵，以攻关点带动示范方创“吨半粮田”、以示范方带动大田提高单产、以示范村带动一般村扩大规模；整合58名农技骨干，组建11支农业技术服务队分包到镇到村， 实现专家直接入户、良法直接到田。

夯实良田良种根基，筑牢粮食高产硬件支撑。全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6.97万亩，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目标；对全县12697眼机井实行“码上报、马上修”闭环管理，破解“重建轻管”难题。培育壮大38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建成18万亩小麦种子繁育基地，获评国家级制种大县。

深耕数字科技赋能，打造特色高产技术体系。集成推广玉米“五个一”高产技术模式，提高密度、精准滴灌、化控防倒、一喷多促、适时晚收，同步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控、精量播种等数字化先进农机装备，实现播种、施肥、铺管一次完成，单产提升技术体系日趋成熟。

创新经营服务模式，破除小农户发展瓶颈。探索“政府引导、国企牵头、市场运作”的服务机制，组建国有为农服务公司，提供统一良种供应、统一配方施肥、统一深耕作业、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植保服务、统一收获服务等“六统一”全链条服务，针对不同农户需求精准开展土地托管，推动规模化经营稳步发展，让普通农户共享高产发展成果。

推动粮食稳产增效的发力方向与关键举措

深挖单产潜力，筑牢稳产增产“第一引擎”。单产提升是当前提高粮食综合产能最具现实可行性的主攻方向。要充分发挥高产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分区打造高产样板，针对区域土质与气候特征开展品种对比与栽培攻关，着力破解“试验产量高、大田产量低”的转化率瓶颈，推动试验产量高效转化为大田产量，实现单产与品质双提升。具体操作上，应系统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配套，推广高产优质、抗逆稳产的本土良种，普及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先进适用技术，配套应用智能化田间监测、精准农事管理设备，推动传统田间管护由经验型、粗放式向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跃升。同时，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系提质升级，搭建规范化产销对接平台，实行分级收购、定向销售，以“优质优价”的市场导向倒逼品种迭代升级，让种粮农民从单产提升和品质改善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增量。

严守耕地红线，夯实粮食生产“硬底盘”。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耕地就是保产能。必须强化耕地数量管控，严格落实“优进劣出”，推动永久

基本农田集中连片；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从严开展补充耕地项目验收， 坚决杜绝占优补劣、地块碎片化等问题的反弹回潮。在质量提升上，要稳步扩大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面，同步完善灌排管网、机耕道路、田间防护等配套设施；深入开展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通过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推进沿黄盐碱地、南部酸化耕地的综合治理；深化耕地保护执法监管，坚决打击各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按规划有序退出河道、湖区周边影响行洪安全的不稳定耕地，在守住生态安全边界的前提下全面提升全省耕地的综合产出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能只算“建设账”，更要算“管护账”“长期账”。滑县的“一长两员”制度和浚县的“码上报、马上修”机制之所以成效显著，关键在于其“建管用”一体考虑、“权责利”一体落实。这一经验应在全省层面制度化推广。

强化科创赋能，激活现代农业“新动能”。依托中原农谷、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等高端平台，搭建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围绕种源攻关、绿色栽培、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研发。突出农业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构建集选育、繁育、示范、推广于一体的良种供应体系，不断增强本土种源保障能力，在解决农业“卡脖子”问题上有所作为。结合平原、丘陵不同地形特点，分类推动农机装备迭代升级。在黄淮海平原地区重点推广大型智能复合农机，在豫西豫南丘陵浅山地区补齐机械化作业短板，大力推广适应性强的小型智能化农机装备，全面提升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水平。科技成果只有“下田”，才算真正转化。通过健全基层农技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与实操培训，确保先进农业技术落地田间、惠及农户。

织密防护网络，撑起防灾减灾“安全伞”。整合气象、水利等监测资源， 对干旱、暴雨、洪涝等灾害实现实时监测、提前预警，确保信息及时到村、到户、到田。积极引导农户“看天作业”，科学安排农事时序，避开灾害窗口。构建“电子监测+专业统防”病虫害综合防治模式，利用田间物联网设备实时掌握病虫动态，联动专业组织推行绿色防控与标准化施药，最大限度降低生物灾害损失。推动骨干水利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一体规划，常态化开展沟渠清淤连通， 完善农田防护林网，全面提升农田排涝保墒与防风抗灾能力。健全救灾农机跨区域调度与应急作业机制，确保灾后人员、机具迅速到位，全力抢排抢收，保障快速复产。事实上，应对极端天气，仅凭县域难以独防独守，“互助共济”

理应成为区域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性安排，滑县“县域自保+区域互助”的跨区协作经验值得在全省乃至黄淮海地区更大范围推广。

完善政策托底，注入强农富农“强心剂”。严格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种粮主体，稳住种粮基本盘。鼓励金融机构针对小麦等主粮生长规律与本地气象特征，开发专属农业保险产品，在完全成本保险基础上探索收入保险试点，进一步保障种粮收入的确定性。支持农业龙头企业落地省内产粮大县， 布局粮食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农民不只赚“原粮钱”，也分享“加工钱”“品牌钱”。大力推进豫粮品牌建设，让“豫农优品”走出河南、叫响全国。健全对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大资金倾斜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矛盾，充分调动重农抓粮积极性， 推动稳产、增效、增收协同并进。

从四个维度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来自应城市融媒体中心的调研报告

熊晓峰

一、调研背景

在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传播生态、舆论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主流媒体的改革已从局部突破迈向全局性重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1]，将主流媒体改革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要求突破单维度融合，转向更具战略纵深的多维度创新。

县级主流媒体作为连接党与基层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其改革发展关乎基层舆论引导、信息传播及社会治理效能。应城市融媒体中心作为县级主流媒体的典型代表，正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探索以战略引领、整体重构、社会互动、前瞻布局四大维度推动系统性变革。为深入了解其变革进展、成效与面临的问题，为县级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供可借鉴经验，特开展本次调研。采用实地走访、座谈访谈、资料分析等方式，对应城市融媒体中心的组织架构、生产运营、技术应用、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同时参考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村振兴观察点”项目、湖北广电“长江云”、盐阜大众报、长兴传媒等国内主流媒体改革的先进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力求调研结果客观、全面， 具有参考价值。

二、应城市融媒体中心系统性变革实践探索

（一）战略引领维度：依托国家战略，积极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生态圈

中心紧密围绕国家“媒体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等战略部署， 将自身改革发展融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积极争取政策扶持与资源配置，整合本地广播、电视、新媒体、“村村响”平台等资源，初步形成了以融媒体中心为骨干的传播平台。

中心主动加强与应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协同合作，参与地方政务信息发布、政策解读等工作，助力构建传递国家意志、服务人民群众的主流舆论场。例如，在“乡村振兴”“九项攻坚行动”等重大工作中，及时准确传播相关政策与信息，引导基层群众理解和支持国家及地方工作。同时，中心正逐步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媒体资源与政务资源、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新型主流媒体生态圈的构建奠定基础。

（二）整体重构维度：聚焦全产业链，推动媒体“一体化”发展

为改变传统媒体分散运营、效率低下的状况，中心着力推进全产业链改革， 推动“一体化”发展。在组织架构方面，打破传统的采编、技术、经营等部门分割模式，重塑形成策划、生产、运营全链条协同机制，实现了新闻线索统一收集、内容统一策划、生产统一调度、传播统一分发。

在内容生产上，建立“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分发”的全媒体内容生产模式，针对不同平台的传播特点，对新闻内容进行差异化加工，提高内容传播效果。在技术应用方面，引入数字化采编设备与平台，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此外，中心还在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体系与评估考核办法， 将社会效益、传播效果、事业发展、内部管理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媒体“一体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与成效。

（三）社会互动维度：从信息中枢向社会连接器转变，重塑媒体与社会共生关系

中心逐渐突破“信息发布者”的单一角色，向“社会协同者”转变，积极搭建“政企社”互动平台，促进民生项目落地实施。中心利用云上应城等新媒体平台开发了本地民生服务类栏目与线上平台，收集群众诉求与建议，对接政府部门与企业资源，帮助解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例如，云上应城推出的“特别关注”栏目，通过线上征集、线下走访的方式，了解群众困难，联合相关部门为群众排忧解难，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同时，中心借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村振兴观察点”项目的经验，与本地乡镇、村庄合作，建立基层新闻信息联系点制度，形成分布式信息网络，既保证了基层信息的高效收集与传播，又拓宽了基层群众的话语表达空间，增强了媒体与社会的互动联系。

（四）前瞻布局维度：锚定发展制高点，强化持续发展后劲

以技术赋能为引擎，驱动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将其深度嵌入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各环节。中心积极开展前瞻布局，为媒体持续发展积蓄后劲。在技术应用方面， 初步尝试将大数据技术用于用户需求分析，根据用户偏好推送个性化新闻内容； 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素材筛选、稿件撰写等方面的应用，提高内容生产效率。

在人才培养上，制定了长远的“雏鹰成长计划”和实用的“十项全能”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引进、校媒合作等方式，培养“老中青”三代协同的人才梯队。一方面，加强对现有员工的数字化技术与全媒体业务培训， 提升其适应媒体变革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信息技术、新媒体运营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为媒体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中心还在逐步探索建设本地媒体数据资源库，AI数字人已广泛应用于《应城新闻》《朝闻应城》《一周要闻》《蒲城党建》等节目栏目制作，为未来技术深度应用与媒体创新发展奠定数据基础。

三、面临的问题与存在的短板

（一）战略引领层面：政策落地与资源整合存在短板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部分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不够明确，导致政策红利未能充分释放。例如，在媒体资源与政务资源整合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协调机制与责任划分，部分政府部门对媒体信息发布支持力度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传播的及时性、全面性受到影响。同时，在资源配置上，地方政府对融媒体中心的资金投入相对有限，部分先进设备与技术因资金问题无法及时引进，制约了媒体生态圈的快速构建。

（二）整体重构层面：全产业链协同与机制完善仍有差距

在全产业链改革中，虽然建立了策划、生产、运营全链条协同机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效率仍有待提高。例如，在内容策划环节， 未能充分结合市场需求与用户偏好进行精准策划；在内容生产环节，不同平台的内容差异化加工不够精细，导致部分内容传播效果不佳；在运营环节，对传播效果的跟踪与分析不够及时全面，难以根据反馈快速调整运营策略。

在机制建设方面，科学的评估体系与考核办法尚未完全成熟。考核指标过于侧重新闻稿件数量、平台粉丝数量等量化指标，对内容质量、社会效益、用户满意度等质性指标的考核不够重视，导致部分员工重数量轻质量，影响了媒体内容的整体水平与社会影响力。此外，经营管理机制不够灵活，媒体的自我造血能力不足，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制约了媒体的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互动层面：服务能力与互动深度有待提升

尽管中心搭建了“政企社”互动平台，但平台的服务功能仍不够完善，无法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例如，平台在民生服务方面，仅能提供简单的信息咨询与问题反馈服务，对于群众在就业培训、法律援助、生活服务等方面的实

际需求，无法提供有效的对接与解决渠道。

在互动深度上，媒体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仍停留在表面层面，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与反馈渠道。群众的意见与建议难以得到及时回应与解决，导致部分群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参与度不高。此外，对基层群众声音的挖掘与传播还不够深入，未能充分发挥媒体在反映基层民意、推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四）前瞻布局层面：技术应用与人才储备存在不足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未能充分发挥新技术在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例如，在用户需求分析上，仅能进行简单的用户画像分析，无法实现精准的用户需求预测与个性化内容推送；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上，仅用于新闻素材的初步筛选，未能在稿件撰写、视频制作、舆情分析等方面实现深度应用。在人才储备上，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仍然短缺， 现有员工中具备数字化技术与全媒体业务能力的人才较少，无法满足媒体系统性变革对人才的需求。

四、推进系统性变革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战略引领，优化政策与资源配置

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推动相关部门出台明确的政策实施细则，细化媒体与政府部门、企业的协同机制与责任划分，确保国家战略在县级媒体层面有效落地。建立定期沟通会议制度，及时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争取地方政府加大对融媒体中心的资金投入，同时优化资金使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为媒体生态圈的构建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例如，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广告经营、活动策划等业务，增加媒体的收入来源。

加强与周边地区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区域媒体协同发展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活动、联合打造精品栏目与节目， 扩大主流舆论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形成区域媒体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

（二）深化整体重构，提升全产业链协同效率

进一步完善全链条协同机制，加强各环节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在内容策划环节，建立市场调研与用户需求分析机制，结合市场趋势与用户偏好进行精准策划；在内容生产环节，加强对不同平台传播特点的研究，提高内容差异化加工的精细度，提升内容传播效果；在运营环节，建立实时的传播效果跟踪与分

析体系，及时根据反馈调整运营策略，提高运营效率。

健全科学的评估体系与考核办法，优化考核指标设置，平衡量化指标与质性指标的比例。增加对内容质量、社会效益、用户满意度等质性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主体，引入群众评价、专家评价等第三方评价机制， 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薪酬待遇、晋升发展等紧密挂钩，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创新经营管理机制，推动媒体产业发展。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媒体产品与服务，如本地文化旅游宣传、企业品牌推广、政务服务外包等业务，提高媒体的自我造血能力。同时，加强对媒体产业的规范管理，确保产业发展符合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实现事业发展与产业经营的良性互动。

（三）拓展社会互动，增强服务能力与互动深度

完善“政企社”互动平台的服务功能，整合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的资源，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民生服务。增加就业培训、法律援助、生活服务等板块，建立服务对接机制，及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与本地企业合作，搭建就业信息对接平台，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信息与求职指导服务； 与法律援助机构合作，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服务。建立健全互动机制与反馈渠道，加强媒体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开设线上留言板、热线电话、线下座谈会等多种互动渠道，及时收集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建立反馈台账，明确反馈时限与责任人员，确保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得到及时回应与解决。定期对群众反馈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不断改进媒体的工作，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与参与度。

深入挖掘基层群众声音，加强对基层民意的反映与传播。加强对基层信息采集点的建设与管理，培训专业的基层信息采集员，提高基层信息的采集质量与效率。开设专门的基层栏目与节目，重点传播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意见建议与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媒体在反映基层民意、推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增强媒体与社会的共生关系。

（四）加强前瞻布局，提升技术应用与人才储备水平

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投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媒体领域的深度应用。建立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与高校、科技企业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研究，探索新技术在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等方面的应用场景。例如， 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的用户需求预测与个性化内容推送；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开展自动稿件撰写、智能视频剪辑、舆情自动分析等工作，提高媒体工作效率与质量。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引进与激励机制。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根据媒体发展需求，开展数字化技术、全媒体业务、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现有员工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的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定向培养符合媒体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同时， 完善激励机制，提高优秀人才的薪酬待遇与发展空间，吸引与留住高素质人才。

加快媒体数据资源库建设，整合媒体内部的新闻素材、用户数据、传播数据等资源，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管理规范，实现数据的共享与高效利用。加强对数据的分析与挖掘，为媒体的内容策划、传播策略制定、经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推动媒体向数据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变。

关于岐山县“一碗面”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与思考

岐山县青化镇人民政府 孙玮

岐山县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岐山古称“西岐”，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全国500个粮棉大县和陕西省商品粮油基地县之一，是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岐山面食源远流长，做大“一碗面”经济既是历史传承，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岐山臊子面是文化产物，以文化而生，以文化而传，以文化而兴，文化内涵丰富。发展“一碗面”经济，打造全程可追溯的“一碗面” 经济优质原料供应基地。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以特色产品提升价值链，以电商物流串起供应链，做大种植养殖、深加工、销售网，推动全链条、全要素、全业态协同发展，搭载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共建共享“一碗面”经济链，打造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岐山臊子面、岐山擀面皮”两轮驱动，一二三产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一碗面”经济规模达到162亿元，被评为国家全产业链典型县。擀面皮、锅盔、空心挂面等美食小吃闻名遐迩，“神来之食”臊子面荣获“中国第一面”称号，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岐山被誉为“中国臊子面之乡”“陕菜之乡”[1]。

1. 产业发展现状

   1. 产业发展规模

近年来，岐山县“一碗面”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4年，全县“一碗面”经济全产业链产值达162亿元，相比2023年的151 亿元增长7.3%[1]，这一产值规模在县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岐山县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点。自2020年岐山县发力做大

“一碗面”经济以来，通过龙头企业带动、特色产品升级、电商物流串联， 成功打造出集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2. 产业链构成现状

岐山县“一碗面”经济已形成完整、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体系。

上游原料供应环节：围绕“菜”，做强20个专业村镇。围绕“果”，加快创建高质高效示范园，改造提升老旧果园0.58万亩，推广果树提质增效技术2.3 万亩，建成标准化果园9.19万亩，果品总产达到13.44万吨。围绕“肉”，推进龙头企业带动规模化养殖，鼓励企业发展生猪代养模式，实施一批农业重点项

目，建成规模以上生猪养殖场59户，全县生猪存栏达到14.5万头以上、家禽存栏达到150万羽以上。截至2024年，全县共认证无公害基地19个、产品32个，绿色农产品17个、有机认证农产品5个；培育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42户、农民专业合作社730家，省级以上“一村一品”示范村74个，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2个。

中游加工生产环节：以食品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制定印发《关于加快食品产业园建设促进“一碗面”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岐山县“一碗面”产业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目前，园区已引进10家“一碗面” 相关企业，培育全产业链骨干企业42家，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达42户；累计实施相关重点项目106个，并建成2万m2标准化厂房，鼓励龙头企业在做好传统食醋酿造的基础上，开发研制醋饮、醋粉等新产品。

下游销售服务环节：全县臊子面、擀面皮经营户达3000余户，形成“秦忆浓”“天利花”“美阳”“来六碗”等臊子面品牌和“秦圣”“八亩沟”“岐正香”等擀面皮品牌，太平塔文化旅游街区、何家道美食一条街、北郭民俗村、蔡家坡饮食街等餐饮旅游“商圈”广受好评，“一碗面”市场认可度全面提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抢抓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机遇，实施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项目，建设物流园区，一体推进仓储配送，成立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发展村级电商服务站70个，发展电商企业155户、电商个体873户， 在电商平台开设专卖店100家，擀面皮日销量超过81万张，“一碗面”电商交易额突破18亿元，覆盖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渠道不断拓宽。

3.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一碗面”经济不仅取得显著经济效益，也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方面：产业链产值持续增长，通过发展20个“一碗面”专业村镇， 带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7.8%。食品工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建成臊子面产业孵化基地以及香相伴公司日产4万份“代馋”系列面条、日产2万份岐正香擀面皮、美阳民俗食品公司日产4万份擀面皮技改提升等生产线。

社会效益方面：截至2024年，“一碗面”经济带动9.5万人稳定就业，人均年收入达4.5万元，有效解决了当地就业问题，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培育“西岐名吃”劳务品牌，该品牌在2023年被认定为宝鸡市首批优秀劳务品牌、陕西省省级劳务品牌，在第三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中荣获“我最关注的劳务品牌”和“地方特色类劳务品牌”两项大奖。整合涉农培训资源，建设

岐山臊子面产业技术中心，开展全行业能力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

2. 存在问题

   1. 风味接受度存在地域局限

类似于老陈醋无法适配蟹粉小笼包，岐山臊子面与擀面皮以“酸、辣、香” 为核心的复合风味，对核心消费群体（如西府本地居民）而言，构成了强烈的味觉标识与情感认同[2]。然而，这种鲜明且强烈的风味特征，对于口味清淡、畏辣或偏好甜鲜的异地消费者，在初次尝试时形成显著的“味觉冲击”，构成消费壁垒。岐山臊子面的风味并非普适性的“第一口美味”，在推向更广阔市场的过程中，面临消费者适应与口味引导的挑战。

2. 供应链与成本限制，灵魂原料无法复制

岐山臊子面的灵魂是岐山香醋和地道的油泼辣子，其风味与原料及传统工艺紧密相关，异地化生产难以完全复刻，而从原产地外运则会导致成本显著增加，削弱产品在市场中的价格竞争力[3]。同时，无论是臊子面烦琐的工序（制作肉臊子、处理多色配菜、呛汤等），还是擀面皮复杂的“揉、洗、发酵、擀、蒸”工艺，其工业化、自动化改造，均面临“如何平衡效率与传统风味保留” 的技术难题，制约了产业的快速复制与扩张步伐。

3. 品牌保护机制缺失，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

“岐山臊子面”“岐山擀面皮”作为区域公共品牌，存在被无序使用、滥用甚至盗用的情况[4]。部分本地及外地企业未经授权与规范管理即直接使用该品牌名称，形成“搭便车”现象，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个别商户的不良体验易引发消费者对整个“岐山”品牌形象的负面认知，造成公共品牌声誉受损。市场上大量非岐山原产、非传统工艺生产的同类产品冒用“岐山”之名，造成真伪难辨、市场秩序混乱，严重侵害了正宗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产业现代化转型面临传承、创新与市场的多重制约

产业内部，传统技艺传承与现代化创新能力存在不足。核心工艺依赖年事已高的老师傅，年轻从业者因职业预期与收入回报不符而供给乏力，导致传承断层风险加剧；同时，关键工艺在现代化（如锁鲜、自动化、可控发酵等）与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进展缓慢，人才支撑体系薄弱，难以驱动产业升级。产业外部，标准化与规模化扩张遭遇“正宗”与“改良”的战略困境。严格遵循本土原料与工艺虽能保持“正宗”风味，但成本高、受众窄，市场天花板低；而为迎合大众市场进行风味改良，则可能丧失独特个性，既流失核心顾客，又可

能在同质化竞争中陷入平庸。最正宗的味道反而成了扩大市场的枷锁。这种内外交织的矛盾，使得产业在坚守传统与拥抱现代、服务小众与开拓大众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点，严重制约了“岐山”品牌向现代化、高端化的发展步伐。

3. 发展建议

岐山县“一碗面”经济经历快速扩张后，正面临县域特色经济所共有的瓶颈，即从“本地”向“全国”的转型过程中，难以满足全国消费者对品质一致性的要求，在非原产地市场难以突破“土特产”定位，缺乏与全国性品牌竞争的核心卖点。这些瓶颈不仅制约了市场半径的扩大，也直接影响了产业的生命力。要打破当前发展僵局，在思想上需摒弃长期存在的“固守传统”与“盲目创新”之争，借助文化赋能与数字技术赋能，逐步构建起结构合理、要素齐全、高效运转的县域特色经济体系。

1. 突破“土特产”定位，构建与全国性品牌竞争的核心卖点

   1. 传承经典风味制定《岐山臊子面标准》，尤其对原料选取、制作工艺、碗料配比等关键环节严格把控，对地道的岐山醋、本地辣椒和优质面粉申请地理标志保护。在此基础上，建立“岐山味道”认证体系，对符合标准的老字号与传承人店铺进行授权挂牌，让这些店铺成为食客寻味岐山的必到之处。同时，在岐山本地及一线城市核心商圈布局文化体验店，通过现场制作、工艺展示、用餐礼仪讲解等沉浸式体验，让顾客不仅尝到一碗面，更感受到其背后的传统与故事。

   2. 适口创新，吸引年轻群体在口味上，针对不同地域的口味偏好， 开发“轻酸轻辣版”以适应当地味蕾，推出“浓香版”强化肉香满足感，尝试“番茄酸汤版”等融合风味，使更多年轻人“吃得惯”。在形态上，要跳出“汤面”的单一思维，大胆进行产品形态创新。推出“臊子干拌面”“臊子肉酱饭” 以及“臊子风味火锅底料”等衍生品，让岐山风味渗透到日常饮食的更多场景。在健康上，紧跟现代饮食趋势，进行全方位健康升级。开发“低脂版”减少浮油、“高纤版”加入杂粮面，并推出“素食版”臊子，使追求健康生活的消费者也能无负担享受岐山味道。

   3. 风味快消，走进千家万户将臊子面的灵魂臊子肉、岐山醋、油泼辣子，分别做成精品肉酱罐头、浓缩醋汤底料和特色辣子。这些产品占地小、耐储存，能作为家庭厨房的万能调味伴侣，拌面、炒菜、煮火锅皆可，极大降低了烹饪门槛。大力发展高端预包装食品，攻克锁鲜技术和面饼复水技术，推

出高品质的自热臊子面、短保鲜面作为普通方便面的高级版本，主打电商和商超渠道，实现风味在全国范围的普及。

2. 突破供应链与成本瓶颈：以“科技驱动”破解成本与供给困局

   1. 原料标准化，源头可控可溯 为使岐山臊子面走得更远，必须彻底告别过去“凭经验、靠手感”的老路子，坚定地走“用数据、看标准”的现代产业之路。对面粉的筋度、食醋的酸酯含量、辣椒的辣度与色泽，都要建立明确的量化指标，把“好味道”变成看得见、测得出的具体数据。在此基础上， 逐步引入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溯源体系。每一份原料从哪里来、经过哪些环节、品质如何检测，都能清晰追溯、有据可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源头锁定风味，让每一碗面都承载着可信任、可复制的“岐山味道”。

   2. 生产智能化，兼顾效率与风味生产智能化的核心是实现“手工风味，智能生产”。通过研发自动化装备（智能炒锅、熬制系统、压面生产线） 革新关键工艺，逐步布局区域性中央厨房，将臊子炒制、高汤熬炼、调味品配制等关键环节集中完成。依托全程冷链配送网络，将标准化半成品稳定送达各个门店。门店端只需专注于面条的现制、碗料的按比例装配等收尾工作。该模式既能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口味统一，又能大幅降低对厨师个人经验的依赖，让传统美味以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式，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产品多样化，拓展消费场景核心是突破“一碗面”的形态，使其与文旅融合起来，开发“臊子面”主题旅游线路，举办“臊子面文化节”，让顾客亲手体验臊子面的制作过程，将单纯的“吃面”变成一场深度的文化之旅。同时开发特色餐具、面塑摆件、风味礼盒等文创产品，让游客把“岐山味道” 和“岐山记忆”带回家[6]。

3. 打造区域知名品牌：构建面食产业的“金字招牌”

   1. 严格品牌管理，培育领军龙头 品牌是产业的生命线。成立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协会，制定严格的准入、监管和惩罚机制，对假冒伪劣和滥用品牌行为露头就打，坚决维护“岐山”这块金字招牌的纯洁性。同时，重点扶持1~2家本地龙头企业，鼓励其通过连锁加盟、供应链输出等方式对外扩张，发挥“火车头”的带动作用。

   2. 数字化营销，实现“面找人” 营销方式必须与时俱进。鼓励传承人、店主利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将“手上功夫”转化为“线上流量”。

通过直播制作过程、讲述背后故事，让“手艺”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内容”， 实现从“人找面”到“面找人”的转变。

3. 厚植乡土根基， 构建“土专家”与“新农人”融合的人才梯队破解人才瓶颈，必须立足本土，激活乡土人才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挖掘

和扶持本土的“土专家”与“老把式”，通过“现代学徒制”与非遗传承人工作室，让老手艺在乡土土壤中扎稳根；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新农人”，重点吸引懂技术、会经营的返乡青年，使其带着新理念回乡。让懂行的人管行，为“一碗面”走向更广阔的消费人群提供组织和智力保障。

和风轻拂万枝新 关于德江县依托“周六会客厅”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铜专轩

（2026年6月25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壮大民营经济相关部署， 紧扣德江县“一心五城”建设布局与“3135”产业集群发展任务，结合全县民营经济发展、产业大招商、经营主体培育攻坚等相关工作安排，围绕该县创新推行的“周六会客厅”政企对接服务机制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企业、查阅台账资料、座谈访谈政企主体等方式，全面摸清“周六会客厅”运行成效、实操路径、现存短板，总结经验做法，立足全县民营经济产业短板、要素瓶颈等现实问题，提出深化完善工作举措，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破解民营企业融资、用工、审批等发展难题、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提供参考。

一、调研背景

近年来，德江县民营经济稳步壮大，是县域经济稳增长、保就业、促产业的中坚力量。但从全县民营经济发展现状调研情况来看，县域民营经济仍存在产业结构失衡、中小微企业占比偏高、企业融资难用工难突出、跨部门事项协调效率偏低、惠企政策落地衔接不畅等突出问题，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传统行业体量庞大，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市场主体稀缺，“四上”企业培育短板突出。此前该县政企沟通以文件流转、集中开会为主，企业诉求存在上报周期长、跨领域难题协调难、政策解读碎片化等堵点，部分民营企业反映的用地审批、水电配套、政策兑现等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制约经营主体提质和产业招商落地。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凝心聚力破解政企沟通壁垒、补齐民营经济发展要素短板，紧扣《德江县2026年产业大招商突破年行动方案》《德江县2026年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攻坚年行动方案》工作要求，德江县自2025年6月创新设立“周六会客厅”常态化政企对接平台，以“贵人服务·一视铜仁·以德聚人”为服务品牌，固定每周六开展政企面对面会商。本次调研立足全县民营经济发展痛点，系统梳理该项制度落地实效，找准优化提升方向，助力全县市场主体扩容、“四上”企业培育、重点产业招商落地。

二、运行情况：从“隔空喊话”到打通服务落地“最后一米”

自2025年6月首期“周六会客厅”开办以来，活动已常态化举办48期，累计吸纳52家县域重点民营企业参会，覆盖生态医药、鞋服轻纺、新型建材、农林种养、商贸服务等全县主导产业，累计归集用工、融资、项目建设、政策兑现、配套设施等各类企业诉求76件，办结69件，问题综合解决率90.7%，已办结事项企业回访满意度100%。活动严格落实县级领导领衔、行业主管部门现场驻点办公机制，联动发改、工业和商务、农业农村、住建、自然资源、金融机构等职能部门，构建“企业提报—现场会商—清单交办—限时办结—回访销号”全链条闭环处置模式，有效衔接全县“个转企、小升规”梯度培育、产业链招商、重点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成为该县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

调研显示，德江县“周六会客厅”立足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从沟通模式、协同机制、长效制度三个维度实现转型升级，破解传统服务“短板”。

（一）变“隔空喊话”为“促膝谈心”，政企沟通“零距离”。摒弃传统公文往来、会议部署的单向沟通模式，建立“县领导+行业主管负责人+企业法人”三方座谈机制，采取固定会客+实地走访双线服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多元化诉求。一是现场座谈直报难题。会客活动不预设议题、不限定内容，企业围绕融资贷款、用工招工、证照审批、项目落地、政策兑现等现实困难现场“提问题、讲诉求”，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即时明确处置路径。针对铜仁伟才教育集团办学诉求，县教育局依托会客厅现场对接协调，顺利追加高中招生指标等，切实破解民办教育主体发展瓶颈。二是靶向宣讲惠企政策。结合天麻全链、牛业双驱、茶叶双品三大特色农业工程以及鞋服、铝型材、新能源工业产业链建设内容，围绕减税降费、技改补贴、产业扶持、项目申报等政策开展精准拆解解读，把条文政策转化为落地实操指引，帮助洋山河生物公司、宏壶春茶业公司、诚昊文创公司等本土龙头企业吃透政策、申报项目、享受红利。三是下沉一线实地解难。聚焦全县存量148家“四上”企业、2026年拟培育50家重点临规企业以及招商落地在建项目，会后组织部门深入厂区车间、项目施工现场实地踏勘，现场协调生产线扩建、原材料保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 打通服务落地“最后一米”。

（二）变“单打独斗”为“众人拾柴”，协同纾困“高效率”。立足该县跨领域涉企问题多、单一部门难以统筹处置的现状，依托会客厅打破部门壁垒， 建立县级领导牵头统筹、主管单位主抓、关联部门协同的联合处置体系，以清

单化管理压实办理责任。一是四张清单闭环管控。对企业诉求统一汇总建档， 细化形成问题、责任、时限、成效四张清单，逐项明确牵头县领导、责任单位、办结时限，实行台账动态管理、办结逐项销号。针对龙威供应链公司、中鑫鞋业公司等7家鞋服企业厂区用电分户矛盾，县经开区联合供电部门通过会客厅现场会商，快速敲定分户施工方案，顺利完成独立电表安装，解决企业经营堵点。二是专题会商破解跨域堵点。针对用地、资金、跨行业审批等复杂事项，由参会县领导牵头召开多部门协调会，统筹发改、农业、商务、金融等资源助企纾困。贵州茗芽农业公司、徐源辣椒公司两家涉农加工企业提出扩产需求后，依托会商机制联动争取东西部协作资金450万元，落地两条深加工生产线，助力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

质。三是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紧扣2026年新增50家以上“四上”企业攻坚目标，将会客厅服务嵌入“个转企、小升规”全周期培育工作，按照工业、商贸、服务业、建筑业分类，为培育库企业精准提供财务规范、统计辅导、技改扶持等定制服务；联动县域金融机构落实年度助企融资，推广银税互动、供应链金融产品，缓解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贵难题。

（三）变“浅尝辄止”为“深度融合”，长效服务“可持续”。

坚持制度先行、品牌赋能，推动会客厅从阶段性活动转为常态化营商服务载体，匹配全县产业招商、市场主体培育长期工作需求。

一是制度固化运行规范。2025年6月县政府印发专项制度文件，明确会客时间、参会主体、诉求流转、督办问责全流程规范，从制度上保障每周活动常态化开展，杜绝形式化、走过场。二是全流程闭环督办机制。建立“诉求收集→ 当日交办→限时办理→办结回访→整改重办”闭环流程，诉求收集完毕1个工作日内完成任务分派，责任单位按期办结后3个工作日内开展企业回访，回访满意度不达标事项重新挂牌督办，确保问题处置不留死角。三是依托品牌赋能招商引资。以“周六会客厅”为抓手擦亮县域营商服务品牌，在基础座谈之外增设法律咨询、技术对接、产业招商洽谈配套服务，依托平台向外推介该县天麻、肉牛、铝矿、风光新能源等资源优势，吸引3家外地投资商实地考察洽谈，助力全县年度招商目标落地。

三、成效与启示：凝聚克难攻坚合力提升服务实效质效

结合全县民营经济运行数据、市场主体培育、项目招商落地情况，“周六会客厅”制度落地以来，在提振企业信心、优化营商环境、凝聚政企合力三方

面成效凸显。

（一）企业投资意愿持续攀升，产业集群培育提速。高效的诉求处置打消民营企业发展顾虑，52家参会企业中有16家先后确定扩产、技改、追加投资计划，预计新增总投资超2亿元，直接带动本地就业500余人。诚昊玩具公司、宏德鞋业公司等鞋服龙头依托政策帮扶满产扩能，芝源金属公司加快铝型材生产线建设进度，红品天麻公司等本土医药加工企业持续延伸天麻精深加工链条， 有力助推生态医药、鞋服轻纺、新型建材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夯实“3135”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二）营商环境吸引力增强，市场主体扩容提质。优质的常态化政企服务持续优化县域投资环境，助推2026年限上商贸、规上工业、资质建筑、房地产企业培育提速，新增市场主体步伐明显加快。依托会客厅品牌效应，民间投资活跃度稳步提升，契合全县产业大招商行动导向，外来项目落地意愿不断增强， 房地产业、文旅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招商对接频次持续增多。

（三）新型政商关系不断夯实，县域发展合力集聚。“周六会客厅”搭建起政企常态化沟通连心平台，破除政企信息壁垒，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政府部门主动下沉靠前服务、精准纾困，民营企业安心经营、主动增资扩产、积极投身本土产业链建设，政企同向发力，为德江“一心五城”建设、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凝聚发展合力。

通过调研复盘“周六会客厅”落地实践，结合德江县民营经济现存短板， 总结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四点启示：

（一）高位统筹是落地根基。县级领导牵头参会、靠前调度，自上而下压实部门服务责任，是打破部门壁垒、破解跨行业企业难题的关键，为各项惠企举措落地提供组织保障。

（二）需求导向是服务核心。立足该县中小微企业占主体、传统产业占比偏高、新兴产业培育困难的客观实际，围绕企业用工、融资、技改等现实痛点精准施策，避免粗放式普惠服务，是提升服务实效、获得企业认可的关键。

（三）协同闭环是提质抓手。建立多部门协同+全流程督办闭环机制，有效破解单一部门权责有限、跨领域问题久拖不决的通病，契合该县产业链项目跨部门审批多的现实特点。

（四）制度长效是长效保障。以正式文件固化服务机制、持续打造营商服

务品牌，避免短期化、运动式服务，能够持续匹配长期产业培育、招商攻坚、主体培育工作需要。

四、存在主要问题及策略建议

结合全县民营经济发展调研及活动运行情况，调研发现当前“周六会客厅” 运行仍存在“短板”。一是中小微、个体工商户参会覆盖面不足，现有参会企业以规上重点企业为主，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诉求收集渠道偏少；二是服务内容聚焦生产经营难题较多，在企业技术创新、品牌培育、人才引进、数字化转型等高端服务供给不足，难以匹配专精特新企业培育需求； 三是部分疑难事项协调周期较长，督办压缩空间仍有提升。

该县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咬定目标任务奋力前行，紧扣《德江县2026年产业大招商突破年行动方案》《德江县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攻坚年行动方案》等， 立足全县民营经济产业“短板”，扬长补短、求真务实，围绕“扩面、提质、赋能、强产”四个方向优化完善“周六会客厅”运行模式：

（一）拓宽服务覆盖范围。分层分类吸纳批发零售、居民服务、文旅民宿等中小微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常态化参与，按乡镇（街道）片区、行业类别分批组织专场会客，补齐零散小微企业诉求收集短板，助力年度新增市场主体任务落地。

（二）丰富周期服务内容。在原有难题协调基础上，增设人才对接、产学研合作、品牌申报、电商运营、数字化转型服务板块，对接省内外科研院所、人力资源机构入驻服务，匹配该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天麻茶叶品牌打造需求。

（三）优化督办考核机制。细化疑难问题挂牌督办制度，对用地、融资等重大复杂事项明确阶段性节点，定期通报进展，压缩全流程办结时限，依托全县营商环境考核机制压实部门履职，进一步提升问题办结效率与企业满意度。

（四）深度绑定产业发展任务。将会客厅作为产业招商、链条培育重要载体，聚焦新能源、铝深加工、天麻全产业链、肉牛精深加工等重点招商方向， 在会客期间同步开展客商对接、项目洽谈；紧扣50家重点“四上”企业年度培育清单，精准对接临规企业培育需求，针对性落实奖补、技改扶持政策，全力推动全县民营经济结构优化、提质增效。

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王光远

高标准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定器”，是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调研组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专题座谈等多种形式，全面深入了解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查找存在问题， 并提出意见建议，形成此次调研报告，希望为全面提高全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1. 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情况

驿城区因明成化十年（1474年）皇家在此设立驿站而得名，原为县级驻马店市，2000年撤市建区，是全市唯一的建制区，现辖8个乡镇、14个街道，总面积132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8万亩。近年来，驿城区认真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4亿多元， 建成高标准农田40多万亩，节水灌溉面积达18.18万亩，耕地质量等级达3.8级，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8.6%，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约4533万斤。通过项目的实施，全区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完善，提高了农田抵御旱灾、洪涝的能力，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

2. 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做法

   1. 狠抓领导挂帅，促部门配合

驿城区历来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高度重视，自始至终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惠民实事来抓，区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在工程施工期间，成立了工程建设指挥部，各部门都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积极参与， 密切配合，形成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强大合力。

2. 狠抓科学规划，促项目效益

项目区规划设计打破行政村组地域界限，坚持按流域或水系科学布局，具有科学性、长远性和带动性。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不仅充分征求水利、林业、自然资源、环保部门的意见，还邀请农民代表参加，广泛征求群众对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意见，把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作为规划的重点，也作为建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3. 狠抓工程质量，促工程进度

驿城区各项目单位坚持每个星期一召开工程进度、质量碰头会，严把“四道关口”——材料质量关、施工队伍关、工程质量关、工程验收关。通过严格把关，较好地保证了工程质量。同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驿城区在不同的建设环节中，利用各种形式的现场会和督办会来加快工程进度。

4. 狠抓政策宣传，促措施到位

为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民自觉参与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在项目立项前，区、乡两级部门领导深入项目区，上门走访、与农户座谈，宣传有关政策，征求农民意愿，变“要我开发”为“我要开发”，取得群众理解和支持。

5. 狠抓工作作风，促责任落实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面广、线长、要求高、季节性强、运作复杂的系统工程。基层工作人员在这项系统工程建设中，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 既要当监督员，更要当服务员；既要当政策宣传员，还要当工作协调员。

6. 狠抓建后管护，促效益发挥

为保证项目工程长期发挥作用，区政府出台了《驿城区农田建设工程建后管护办法（试行）》，农田建设项目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 原则进行工程建后管护，实现了“五有三确保”，即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管护有主体、有人员、有资金、有标准、有考核，确保农田建设项目全部纳入管护范围、确保农田建设工程设施定期维护、确保发挥长久效益。

3. 存在问题

   1. 后续建设难度大，啃“硬骨头”任务重

      1. 施工条件差

项目实施按照先易后难顺序，前期建设以平原基础条件好的大块地为主， 而驿城区浅山丘陵地区较多，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山区面积64.5万亩，地貌较为复杂，施工难度大。

2. 建设费用高

西部山区出水深，钻探一眼30公分的灌溉机井，井深大于150米才出水，成本在10.5万元。比如，板桥镇地区一般需钻探150米以上才出水，而且还要提前物探，也曾经有钻探300米还不出水的情况。

2. 土地连片难度大，规模经营任务重

   1. 土地流转不成规模

目前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插花田”问题，由于一家一户小农经营，每个农民的诉求不一样，土地流转费用每亩一般在800元～1000元，有的每亩高达1400元，导致种粮大户很难流转经营连片耕地。

2. 托管比例较小

目前，全区土地托管面积不成规模和体系。全区土地托管面积46.86万亩， 其中，耕地托管面积22．87万亩，占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的50.5%；播种托管面积19.74万亩，占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的43.5%；防病托管面积2.15万亩，占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的4.7%；收获托管面积2.10万亩，占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的4.6%。

3. 投融资金缺口大，要素保障任务重

   1. 投入渠道单一

受地方财力有限等因素制约，产业投入少，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有限，产业化发展资金不足，招商引资、金融服务、投融资服务与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前期投入资金渠道单一，建设经费标准低。

2. 占补平衡较难

工程建设存在占用耕地问题，由于部分群众在耕种过程中逐年蚕食生产路、填沟埋渠等，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时的生产路、灌溉沟渠等非基本农田，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后显示为基本农田，重新恢复难度较大。

3. 部分群众阻工

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机井、桥涵、沟渠施工需占用耕地，高标准农田项目投资计划不允许列支补偿资金，会出现群众阻工现象。

4. 建后管护基数大，属地管理任务重

一是管护基数较大。全区已建成高标准田间路430公里、机井4 447口， 以及45.33万亩的农田平整、农田水利、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科技措施以及其他工程等，这些建设内容都需要日常管护，为粮食稳产增产、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二是专业力量较少。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 虽然落实了“一长两员”，聘请了62名项目所在地村支书为井长、126名村民为管护员、22名能工巧匠为维修员，但缺乏常态化专业培训，管护力量专业化水

平还有待提升。

三是资金保障较难。中央财政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为一次性拨付， 项目建成后资产移交属地管理，后续管护资金中央财政不再投入。但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区、“吃饭财政”，区财政尤为困难，落实管护资金难度较大。

4. 几点建议

   1. 探索科技支撑新模式，着力提升规划质量

      1. 强化科技支撑

在高效节水示范项目区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设5G智慧农业管理中心，实现植保监测、气象监测、灾情监测、墒情监测、苗情监测“一屏统揽”，做到节工、节水、节能有机统一，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

2. 科学规划布局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在建设中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土壤条件、水资源状况等因素，合理规划农田布局，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符合实际需求，实现高效运营。

2. 探索土地托管新模式，着力提升运营质效

坚持“三个提前”，即提前流转或托管、提前确定运营主体和运营方式、提前把控灌溉设备质量，探索“先流转托管土地、后实施建设”方式，做到运营前置、效益优先，努力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乡镇及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主体、大户为骨干、散户为补充、企业托管运营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确保企业、村集体、群众三方联利联责、共同受益。

1. 实施集体托管模式

由村集体负责流转土地，企业提供托管服务，约定村民和村集体保底收益， 明确村民、村集体和企业二次分红收益。

2. 探索大户合作模式

在不改变原有大户流转经营的基础上，和大户签订农事社会化有偿服务协议，约定大户保底收益和双方二次分红收益。

3. 实行散户托管模式

由农民直接与企业签订土地流转或托管服务协议，保障农民的保底收益， 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3. 健全高标准管理新机制，着力推动建管并重

为破解“重建轻管”难题，实现建设项目长期稳定、持续有效，探索实施“公司统管、专业运营、多方监管”的管护方式，全面提高水、田、路、林、沟等农业设施管护水平。

1. 明确管护责任

建议由政府平台公司，统筹项目区内设施管护维修，重点加强项目灌排系统、田间道路、输配电等工程管护，确保项目工程及配套设备完好并能正常发挥作用。

2. 确定使用主体

与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农事服务合作，按照“耕、种、管、收、售” 的全流程社会化服务模式，为种植主体提供智能管理、节水灌溉、水肥一体等农事服务，提升设施设备使用效益和运营水平。

3. 落实监管机制

制定管护制度和工作方案，乡镇履行属地管理责任，村集体组建“一长两员”（井长和管护员、维修员）管护队伍，建立区、乡、村三级联动监管机制， 充分发挥群众监管主体作用，完善定期巡检制度，定期监督、检查高标准农田设施运行管护工作和责任落实情况，努力实现高标准农田设施有效管控、长期运行。

红旗农场八连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基于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的调查

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殷小波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1]。红旗农场八连紧扣乡村振兴总要求，开展了系统性实践探索。为深入了解其推进状况与面临挑战，《新质生产力赋能兵团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研究》课题组深入八连，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方式开展调研。调研发现，八连在乡村振兴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人才引进困难、集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长效管护机制缺失等亟待破解的难题。本文基于调研材料， 系统梳理八连的实践经验，剖析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以期为兵团同类型连队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0. 红旗农场八连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成效与创新实践

   1. 质效并重：推动特色产业与沙漠文旅协同发展

一是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连队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与土壤资源优势，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等现代农业技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重点巩固提升玉米种植面积285.13hm2，同步发展打瓜155.23hm2、葫芦203.53hm2及特色杏等经济作物。通过引进优质品种与先进种植技术，持续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在确保粮食稳产保供的同时，着力提高经济作物附加值，积极探索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推动玉米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经济效益最大化，有效促进职工增收致富。

二是创新“沙漠+文旅”模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八连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发展沙漠特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连队立足这一资源禀赋，打造以沙漠探险、生态观光、农事体验、“沙疗”康养等为主题的特色文旅项目，吸引周边城市居民前来体验沙漠风情与乡村生活。该模式不仅有效带动了当地就业与职工增收，也为连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生态宜居：以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连队

一是创新“红黑榜”评比机制，集中整治环境突出问题。连队建立环境卫生“红黑榜”制度，定期对居民环境卫生状况进行评比公示，形成“先进激励、后进鞭策”的良性竞争氛围。整合常规整治队、突击攻坚队、入户整治队、督

查摸排队“四支队伍”力量，全面清除连队“脏乱差”现象。二是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对老旧危房进行修缮改造，统一规划院落布局，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道路硬化工程，极大方便了居民出行， 显著增强了职工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三是打造示范样板，形成“点面结合” 的带动效应。结合连队整体规划，在每个居民小组选定一个示范点，精心打造人居环境精品示范区，逐步形成“连队有亮点、组组有看点”的特色新格局。四是开展绿化美化行动，提升连队整体景观风貌。组织职工群众利用闲置土地与公共空间，种植各类花草树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五是加强环保宣传教育，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依托广播、宣传栏、微信群等载体，常态化普及环保知识， 在主要生活区规范设置分类垃圾桶，引导职工群众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

3. 文化铸魂：依托文明实践涵养时代新风

一是强化阵地功能，丰富文明实践活动载体。八连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聚合引领作用，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与娱乐活动。通过组织文艺汇演、广场舞比赛、趣味运动会等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传播文明理念、弘扬时代新风。同时，搭建“团场—连队—社区”与地方“乡镇

—村”之间的互动平台，推动兵地融合、资源共享与文化共融。二是聚焦价值引领，夯实思想道德根基。连队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美家庭”等评选宣传活动。通过讲述平凡故事、弘扬凡人善举，激发职工群众“向上、向善、向美”的道德自觉与精神追求。

4. 组织赋能：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同治理

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素质。连队依托冬季法治大培训、党员集中学习、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能力。二是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党建工作质效。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推动党内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运用微信、QQ等信息化手段，向党员推送党的政策与微党课内容，扩大党员教育覆盖面，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三是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 深化平安连队建设。健全治安防控体系，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1个，培养专职调解员5名，不断完善基层治理的软硬件支撑，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为连队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5. 民生为本：聚焦急难愁盼增进职工福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2]。八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截至2024年，连队累计开展帮扶活动72次，协调解决实际困难18件，切实让职工群众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民生工作的扎实推进，使党支部与职工群众的心贴得更近，职工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显著增强。

0. 红旗农场八连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问题

   1. 人才短板：专业力量与建设能力双重不足

一是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在实施乡村振兴项目过程中，连队面临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困难、乡村空间规划缺位、缺乏专家常态化指导等现实问题，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既影响项目落地效率， 也削弱了职工群众的参与意愿。二是专业建设力量较为匮乏。“两委”班子中新进高校毕业生的专业背景与实际需求存在脱节，且连队距离团部较远、发展平台受限，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2. 产业瓶颈：集体经济薄弱与产业链条短缩

集体经济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载体。当前，八连集体经济规模偏小、结构单一，尚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农业经营仍以分散的小农户或种植大户为主，“单打独斗”现象突出，规模化、组织化程度偏低，难以实现集约高效发展。产业链条短而不完整，农产品以初级生产为主，加工环节多停留在粗放式初加工阶段，精深加工占比低、附加值不高；品牌化、市场化能力薄弱，缺乏特色鲜明的产业标识。专业合作社运行质量参差不齐，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加之水利、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制约了产业提质升级与要素集聚，进一步限制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3. 机制困境：人居环境管护缺失与主体意识淡薄

连队在厕所改造、生活垃圾收运、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方面逐步完善，但“重建设、轻管护”问题依然突出。具体表现为：管护资金保障不足、专业运维人员短缺、责任分工不明确，导致部分设施建成后难以持续有效运行。与此同时，部分职工群众仍存在“等靠要”思想，乡村振兴项目过度依赖团场投入， 缺乏主动参与、自我管理的主人翁意识。

0. 推进红旗农场八连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五字”方略

实现红旗农场八连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写好“强、管、富、润、

领”五字文章，统筹推进人才、生态、产业、文化与组织五大振兴。

1. “强”字筑基：构建人才支撑体系，夯实振兴智力根基

人才强则连队强。连队应以“识才、聚才、育才、用才、留才”机制建设为抓手，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骨干队伍。一是拓宽选人视野，优化基层班子结构。农场应有计划地选派优秀年轻干部下沉连队一线，在乡村振兴主战场锤炼本领；优先选拔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治理能力强的转业军人、高校毕业生进入“两委”队伍；畅通优秀连队书记向上流动通道，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二是构建多元引育体系。坚持“引进来” 与“送出去”相结合，联合高校、职业院校定向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本土专业人才。三是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将工作实绩与补贴报酬、荣誉表彰、晋升评优直接挂钩，做到“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四是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制定返乡入乡创业扶持政策，实施连队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工程，让人才在连队安心创业、舒心发展。

2. “管”字提效：健全生态管护机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必须由“重建设”向“建管并重”转变。一是完善基础设施管护体系。按照“谁受益、谁管护”原则，明确厕所、垃圾收运、污水处理等设施的管护主体与责任，推行一体化运维模式；探索建立“财政补助+职工合理付费”机制，确保连队基础设施长期有效运行。二是强化制度约束与激励引导。巩固“红黑榜”工作机制，实行“一月一评价、一季一通报”，将评比结果与文明家庭、星级户等评选挂钩；修订完善《连规民约》，将环境卫生、公共秩序等内容纳入自治规范。三是激发群众主体意识。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通过党员带头、群团联动、志愿参与等方式，拓宽职工群众参与渠道；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流动小红旗”等创建活动，增强群众维护环境的自觉性与荣誉感。

3. “富”字强基：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筑牢共同富裕根基

产业振兴必须立足资源禀赋，延伸产业链条，构建可持续、有韧性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一是精准定位特色主导产业。依托本地优势资源，深入实施“一连一品”“一连一特”战略，重点发展打瓜、葫芦、特色杏等特色作物，推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二是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坚持分层分类落实针对性措施，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三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引进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规范提升连队农工专业合作社质量，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利益联结模式，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四是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改变“原字号”“粗加工”传统路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冷链物流、分级包装、精深加工等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资源—资产—资本”有效转化，释放统一经营制度优势。

4. “润”字化人：深化文化润疆引领，涵养连队文明新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3]连队应以文化润疆为引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是弘扬主流价值，传承红色基因。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兵团故事，大力弘扬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通过文化墙、百姓大舞台、连史馆等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连队，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二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加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基层阵地投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连队倾斜，让职工群众享有与城市同等的文化服务供给。三是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收集整理连队发展史料，注重保留具有军垦特色、时代印记的建筑遗存，避免“大拆大建”，让历史记忆可触可感、代代相传。四是培育文明乡风。持续开展“文明家庭”“好家风”等评选活动，倡导孝老爱亲、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等美德。五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依托红色资源、沙漠风光与军垦文化，开发特色民宿、农事体验、研学旅行等新业态，鼓励连队与专业旅游公司合作，“打出统一经营品牌，积极开拓市场，改善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 形成了有分有合、有机融合的充满活力的双层经济体制”。

5. “领”字定向：强化组织战斗堡垒，锻造党建引领引擎

一是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选优配强支部书记，切实发挥“头雁效应”， 确保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夯实基层阵地。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防止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三是强化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对党支部书记的培训与考核，提升其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设立党员先锋岗等方式，激励党员在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良好氛围。四是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推动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实现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的良性

循环。

0. 结语

红旗农场八连在产业提质、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兵团实际、具有沙漠边缘连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然而，调研也揭示出八连面临人才匮乏、集体经济薄弱、管护机制缺失等现实挑战，这些问题在广大兵团连队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对此，本文提出应着力写好“强、管、富、润、领”五字文章，统筹推进人才、生态、产业、文化与组织五大振兴。实践证明，只有将人才引育作为根本之策，将生态管护作为长久之功，将产业发展作为富民之基，将文化浸润作为铸魂之举，将组织建设作为固本之要，才能实现连队乡村全面振兴。

展望未来，八连应在巩固已有成果基础上加快补齐短板，推动乡村振兴从“点上的突破”走向“面上的提升”。建议兵团层面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 总结推广八连等先进经验，形成“以点带面、梯次推进”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让职工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增强获得感与幸福感。

焕新赋能 向质而行江苏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实践探索

金文

城市更新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行动。“十五五”时期，江苏将紧扣省情实际，聚焦民生、发展、安全“三大工程”，系统谋划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时间表”“路线图”，探索体现江苏担当、彰显江苏特色的城市更新路径。

从“点状探索”迈向“面上推进”

江苏城镇密集、人口密集、经济密集，以占全国1%的土地，承载了全国约6%的人口。

2025年，江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6.2%，超过全国城镇化率水平（67.9%）， 率先进入了存量为主的更新年代。作为全国唯一所有设区市均跻身全国百强的省份，江苏城乡差距小1、区域发展均衡度高，各地均对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有强烈的共识与迫切的需求，但也存在模式、路径等方面的差异，亟须省级层面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同时，江苏文化底蕴深厚，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数量均位居全国首位，大量历史文化资源沉淀在城镇存量空间中，如何在更新中延续文脉，也是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十四五”期间，江苏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率先出台实施意见，确立“试点先行、积极引导、尊重首创”的工作要求，以试点项目为切入点，不断完善城市更新工作机制。省政府于2024年、2026年分别出台支持政策，持续推动项目实施。南京小西湖、苏州十全街、扬州仁丰里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型项目落地实施，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截至目前，江苏省累计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更新典型案例6个，可复制经验做法

18项，占比超全国总数1/7；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先后入选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全省城市更新工作逐步从“点状探索”向“面上推进”转变，城市更新对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显现。

以全面深化改革增创竞争新优势

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到“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高质量推进实施城市更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纵深推进，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江苏省城市更新工作也面临着发展阶段转变、发展动能转换、

改革创新攻坚、行业周期承压等挑战。对标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相关工作仍有差距。

在政策方面，推动城市更新项目实施的规划、土地、确权、金融、审批等方面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的供给和精准落地有待强化；在工作机制方面，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不够顺畅，在统筹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壮大，更好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用发挥不够；在要素保障方面，城市更新项目资金筹措压力大，目前主要依赖财政资金和国企平台投资，社会资本和产权人持观望态度，参与度仍不够高， 多元参与机制尚未广泛建立。

谋划渐次推进目标，适应发展新形势。主动应对城镇化率、人口、经济等增速减缓的客观趋势，将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与五年规划相联动，引导各地设定清晰的阶段性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基于城市综合实力、人口城镇化特征、资源禀赋等因素，因地制宜探索提升城市高端要素配置能力和核心引擎功能。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省级城市更新立法，完善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建立健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用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城市更新实施整体效能，为各类更新主体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抓好项目落地实施，匹配发展新需求。精细谋划项目实施，推动建立财政引导、金融赋能、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融资体系，为新业态、新经济发展提供空间支撑与要素保障。建立省市联动的项目库，探索实施项目跟踪调度机制， 通过干部下沉式挂钩会商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堵点，确保“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攻坚克难，加快实现城市向“新”而生

激活内生动力，做强发展工程。实施老旧街区、厂区（园区）更新。改造提升150个老旧街区厂区，实施老旧商业步行街与批发市场改造更新，发展首店经济、首发经济，推动策划先行、长效运营，鼓励产权人和商户自主更新。支持市场化运作盘活老旧厂房、仓储用房和相关设施，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和建筑功能合理转换，植入创新创意产业，打造新型产业空间。加快老旧工业园区改造提升，统筹空间盘活和产业植入，增改产业邻里中心，加强设施配套， 营造创新生态系统，打造现代化产业社区。推进青年社区建设。聚焦青年公寓、

OPC（单人公司）社区、青年发展型街区、高校学生校外集中住宿区等四种场景打造青年社区，鼓励发展多元功能业态，拓展算力、模型、数据等专业支撑， 常态化组织开展社群活动，打造“最懂年轻人”的青年社区。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前介入城市更新的保护机制和历史文化保护评估机制，探索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高质量实施一批保护利用项目。通过微更新、轻改造、新植入，让老街区、老建筑承载新业态、新功能、新生活，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着眼“急难愁盼”，做实民生工程。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500个，重点推动2005年底前建成的小区改造，因地制宜推进加装、更新电梯，加强适老化、适儿化与无障碍改造。实施完整社区建设工程。培育建设超1000个完整社区，开展城市社区专项体检，盘活社区存量资源和低效闲置空间，增补提升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统筹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和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完善中小型文体设施，为“家门口”的普惠托育、养老、助残、健身、休闲、医疗健康等需求提供空间场所。推动“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聚焦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等环节，鼓励居民开展既有住房装修和局部升级改造。推广应用装配化装修、适老化改造、无障碍改造、整体厨卫等集成技术提升住宅数字化水平。

强化底线思维，做好安全工程。筑牢房屋安全底线。加强城市危旧房安全管理，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危房不住人、人不进危房”，实施10000套城市危旧房改造。推动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加快城镇燃气、供排水等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对存在更新改造需求的管线，结合片区更新项目同步实施，实现地上地下协同更新。实施建设改造供水管网5000公里、燃气管网5000公里、污水管网5000公里、雨水管网4000公里。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行业大模型及“江苏省城市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探索安全风险动态辨识、隐患整改自动监督、报警预警智能研判。至“十五五” 期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有效覆盖率达85%以上。

城市更新之新，是空间蝶变之新，是发展理念之新，更是民心所向之新。江苏省将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稳步推进“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各项任务，将其转化为城市焕新的“实景图”、落地为江苏大地城市生活的美好日常，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交出优异的江苏答卷。

加强行业党建引领行业发展 关于做好长途货运司机群体党建工作的调研

王广臣、魏冰心

运输服务事关国计民生、千家万户，是支撑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就业的重要基础性领域。为进一步摸清全省长途货运行业经营现状，精准解决货车司机急难愁盼问题，省交通运输厅去年底组成长途货运专项调研组，以“跟着司机跑运输·倾听心声摸实情”为主题，分赴石家庄、衡水、沧州、邢台、邯郸5市， 通过跟车体验、驻点走访、实地核查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式调研。调研发现，各地结合行业特点与区域实际，探索出一些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经验做法。目前，调研的5个设区市均已实现市县两级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全域覆盖，搭建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其中，石家庄市在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增设行业党建服务科，推动党建工作机构实体化运转，为行业党建常态化、长效化开展筑牢组织与人员保障。

主要做法

构建诉求服务闭环，形成精准感知、高效响应的工作体系。各地坚持问题导向，搭建多渠道、立体化沟通反馈体系，确保从业人员诉求有渠道反映、有专人跟进、有结果反馈。线下依托实体平台听民意、解难题。邯郸市打造“交通民生会客厅”固定交流阵地，邯郸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常态化走进物流园区货车集散点召开面对面恳谈会，收集梳理停车难、通行不畅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和逐项销号机制。线上依托数字平台精简办事流程、破除服务壁垒。石家庄市全面推行道路运输电子证照，驾驶员诚信考核、车辆年度审验等业务全程网办，累计线上办件超30万件，有效提升了服务便捷度。同时，各地搭建层级化组织联络网络，推动从被动接诉向主动问需转变。邯郸市构建交通运输部门干部联系党员司机、党员司机联系普通从业人员的金字塔式联络体系，将党员司机打造为一线信息前哨和联络纽带，及时掌握从业人员健康保障、工作生活等方面的诉求，为政策优化、精准帮扶提供第一手参考，形成诉求收集、研判处置、结果反馈的全流程服务链条。

织密实体服务阵地，打造全域可达、功能多元的服务网络。各地坚持党建服务下沉，整合资源构建“核心枢纽—专业节点—社会网点”三级服务阵地体系，把党组织关怀送到从业人员身边。邯郸市在万合科技园区建成占地千余平方米的“暖新驿站”，集成休息就餐、车辆充电、洗车维修等服务功能。沧州

市在物流园区设立党员责任岗、组建党员突击队，将服务阵地嵌入从业一线。各类服务阵地不仅是从业人员临时歇脚的休息点，也是政策宣讲、公益服务、人文关怀的综合平台。衡水市联动医疗机构为司机发放免费体检卡，常态化开展健康服务，并组织开展社保、公积金等方面的政策宣讲。

深化行业治理创新，彰显服务温度。以党建引领行业治理能力提升，推动流程再造、监管优化，做到严格规范监管与人性化执法服务有机融合。石家庄市依托超限检测站设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车辆检测、违规处置、普法教育一站式办结。沧州市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探索“说理式”执法和“我为当事人找理式”执法，让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涵养行业文化生态，强化价值引领与志愿服务的鲜明导向。坚持典型引路、文化铸魂，选树先进典型、培育志愿风尚，弘扬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行业精神。一方面，健全评优评先与奖惩机制，树立鲜明价值导向。邢台市开展“最美司机”评选、安全优质服务竞赛，推行行业“红黑榜”管理，营造奖优罚劣、崇德向善的行业氛围。另一方面，依托党员骨干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延伸行业公益触角。邢台市组建雷锋车队、巾帼标兵车队，开展敬老拥军等志愿服务； 沧州市组织货车司机党员成立党员突击队，全力参与道路保通保畅；邯郸市联动共青团组织开展送温暖等公益活动。广大党员、优秀司机带头参与志愿服务， 既履行了社会责任，也提升了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与行业整体形象。

工作成效

构建党建工作体系，形成常态化运行格局。全省构建起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实现全覆盖，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设立行业党委办公室，市县两级交通运输部门积极推动行业党建机构实体化运行，保障各项工作常态长效开展。此外，省级同步组建省交通运输行业团工委，拓展工作链条。

组织覆盖质效持续提升，党员管理规范有序。针对从业人员流动性强等特点，因地制宜设立流动党支部100余个，并选派专职党建指导员，实现全体司机党员应管尽管。统筹各方资源建设党群服务阵地，累计建成标准化“司机之家” 77个、各类党群服务驿站260个，实现组织基础与服务阵地同步夯实。

诉求渠道畅通，权益保障落到实处。深化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改革，热线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建立领导干部直联机制，全省159名县级交通局长与2385名司机建立直接联系。开展平台治理，

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帮助700多名司机追回运费146万元，进一步巩固降低货运平台过高抽成比例成效。加强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实现对资质逾期、疲劳驾驶、车辆脱离动态监控等高风险行为的自动识别、实时预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干预。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持续整治货运平台不合理抽成问题，切实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关爱服务走深走实，党组织凝聚力持续增强。深入推进“五畅”（组织保畅、诉求通畅、办事流畅、通行顺畅、生活舒畅）行动，出台17条针对性关爱帮扶举措。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清凉、送健康等关爱活动，累计惠及从业人员5万余人。持续开展助学、助困帮扶，2024年以来为380余名困难货车司机子女发放助学金96万余元。深入开展货车司机“护航行动”，协助意外身故货车司机家属申请专项救助金。深耕“冀路畅·党旗红”党建品牌，指导各地组建党员先锋车队，连续三年开展典型评选，不断提升党组织在货车司机群体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经验启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健全组织架构、建强服务阵地、打造党建品牌，将分散流动的交通运输从业人员有效组织起来，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融入行业管理全过程，系统性破解行业发展矛盾， 全面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

坚持服务为本，以暖心服务凝聚从业群体。行业党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从业人员为中心，寓管理于服务之中。通过建强实体服务阵地、健全权益保障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让广大司机真切感受到关怀与温暖，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

坚持机制创新，以方式变革破解党建工作难点。针对货车司机流动性大、集中管理难、日常联络弱等行业特点，必须主动创新工作方式，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员摸排、政策推送、线上联络，优化热线处置、诉求办理流程， 以数字化、精细化手段提升党建工作精准度与时效性，适配新业态、新群体需求。

坚持协同联动，以多方合力筑牢工作支撑。交通运输行业党建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绝非单一部门可以独立完成。必须强化系统思维，推动交通系统内部统筹联动，同时加强与组织、公安、人社、金融监管等部门协作，在机构设置、执法规范、权益保障、政策扶持等方面同向发力，构建齐抓共管、常态

长效的工作格局。

坚持融合发展，以行业实绩检验党建成效。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最终成效要体现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上。以党建为引领， 规范市场秩序、稳定运输运价、保障从业者权益、提升运输效率、优化从业环境，推动党建与行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从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运输保障。

加强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课题组

借债是为了发展，而非为债而债——这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衡量专项债管理成效的终极标准。

201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正式施行，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专项债作为支持“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的专门工具，自此被赋予两重战略使命：其一，在宏观层面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资本、稳定经济运行；其二，在微观层面精准支持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补齐市场失灵领域的发展短板。

十年间，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从2015年的约100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约4.6 万亿元，支撑了交通、能源、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海量基础设施投入， 成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工具箱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同时，专项债管理制度体系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放到规范的深刻演变。

随着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专项债管理面临新的历史命题：在新质生产力培育、绿色低碳转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需求日益凸显的背景下， 如何让每一笔专项债资金都真正对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需求？如何从“有多少钱”切实转化为“带动多少发展”？如何在投后管理中真正体现收益、压实偿债责任，打通“以债促发展、以发展还债”的价值闭环？

本文以天津实践为基础，围绕项目储备、资金拨付、投后管理、发行机制四个核心环节，梳理当前地方专项债管理中的共性问题，并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 以下简称“52号文”）的改革思路提出建议，供各地财政部门参考借鉴。

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规模持续扩大，稳投资效果显著

自2015年专项债制度正式建立以来，新增专项债规模历经多次扩容。2019 年发行规模大幅提升至2.15万亿元，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宏观政策抓手，2020年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容至3.6万亿元，2022年、2023年、2024 年发行规模均维持在4万亿元左右，2025年发行规模约为4.6万亿元。专项债作为政府投资的核心载体，其乘数效应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有效带动了交通、能源、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在稳增长、稳就业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管理规范化水平大幅提升

顶层设计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确立了新时期地方债务管理的基本框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版）相继明确了规范要求；使用管理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多次联合发文，明确申报条件和拨付要求，“谁使用、谁负责”的管理机制逐步落实；绩效监督上，穿透式监测系统从无到有，信息披露要求不断收紧，绩效评价制度也在实践中持续完善。

（三）资金投向结构持续优化，宏观调控方向更加聚焦

专项债资金投向经历了显著的结构性演进。制度建立初期，资金主要集中于土地储备和棚户区改造；2019年以来，支持范围逐步拓展至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等；近年来，进一步延伸至新型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这一结构性转变，既是国家战略导向的主动调适，也体现了专项债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在引导资源配置方向上的政策自觉。资金投向的持续优化，使专项债从单纯的稳投资工具逐步升级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引领性政策工具。

（四）天津专项债实践

天津市财政局立足本地实际，在专项债发行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2020年以来，全市新增专项债发行5477亿元，主要投向市政交通建设、土地储备、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专项债已经成为天津市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工具之一，不仅是稳增长的“千斤顶”，更是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的“推进器”。相关项目的落地，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升城市整体韧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同时，天津市专项债管理机制不断健全，“借、用、管、还”各环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一是加强源头管控，注重项目申报质量。健全项目单位事前绩效评估、各区政府和市级主管部门尽职调查、发改部门和财政部门重点复核、债券市场专家评审“四级联审”工作机制。对于项目收益难以自平衡、不符合中央投向领域要求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核通过。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倾斜，精准支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铁路建设、高校医院建设等重点项目落地。二是完善制度机制，提升过程管理质效。出台《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实施意见》（津政办发〔2025〕21号），细化5方面15项具体举措，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天津市实际开展制度细化和工作创新，严把入口端审核关。坚持“谁举借、谁偿还”，推出年度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归集计划，加强专项债券偿债备付管理，督促按期归集资金，层层压实偿债责任。三是强化结果应用，加强绩效激励约束。加快建立正面激励和负面约束相结合的专项债务限额分配机制，在债务限额分配时，向在建续发项目以及资金使用较快、绩效评价结果较好、风险防控得力的区和部门倾斜；对于存在较大审计监管问题、支出进度缓慢、新增挤占挪用、绩效评价结果不佳、未及时还本付息的区和部门，暂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申报资格。定期通报各级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归集计划执行情况，对归集计划执行差的区和部门，视情况采取通报、约谈等措施督促落实。

当前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储备质量参差不齐，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匹配度不足

一是部分项目过度包装。在地方政府争取债券额度的实际压力下，一些地区存在先争取额度，再寻找项目匹配的逆向操作模式，导致项目收益测算偏于乐观，对项目进行人为调整以满足申报门槛。此类项目实际上缺乏稳定的收益来源，难以真正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也为后续偿债埋下隐患。

二是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项目储备薄弱。当前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平台、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新兴领域的投资需求旺盛，但此类项目收益模式新颖、评估难度大，在现有项目库中占比偏低，传统基础设施项目仍占据主要份额，导致专项债资金与高质量发展核心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错配。

（二）资金拨付与项目建设推进迟缓，宏观调控时效性受损

专项债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其政策有效性高度依赖资金使用的时效性。然而，从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显著削弱了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即时性。

一是存在一定的“钱等项目”问题。专项债支持的项目往往体量大、覆盖面广，涉及土地征收、规划变更、环评审批等多个行政审批环节。由于审核把关不严，部分项目前期准备不足、手续不全甚至不具备开工条件，专项债资金到位后，不能及时形成有效支出，资金从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平均间隔偏长，形成资金闲置沉淀。

二是逆周期调节的时间窗口收窄。宏观调控要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迅

速注入投资动能，而从债券发行到有效需求实质形成往往跨越数个季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实际效果，调控精度有所降低。

（三）投后管理机制不健全，收益体现与偿债责任落实不到位

投后管理是专项债全生命周期管理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也是守住“借债为了发展、发展反哺还债”这一价值闭环的关键所在。当前，这一环节在收益体现和偿债责任两个维度上均有待改进。

一是在收益体现方面，绩效评价待优化。有些项目建成运营后的实际收益与申报预测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偏差，缺乏系统性的跟踪核实机制，收益真实性难以得到有效验证。

二是在偿债责任方面，存在责任主体不够清晰、约束机制偏软的问题。专项债的偿债来源理论上应与项目收益相挂钩，但实践中有些项目收益与债务偿还之间的对应关系较为模糊，偿债主体责任往往向上级财政传导，形成事实上的软约束。个别部门偿债意识不强，有“借”的冲动，没有“还”的准备，一定程度上存在项目收益无人管、无人问的情况。

（四）发行机制有待完善，市场运行效率有所制约

目前，地方政府债券采取自发自还的模式，随着发行规模和发行频次的逐渐提高，地方债发行市场逐步成熟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债券市场波动加剧。目前全球债券市场正经历新一轮剧烈重定价，受能源价格飙升及通胀预期升温驱动，美国等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集体走高，主要经济体表现分化，各国货币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债券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若发行节奏把握不精准，或者出现突发事件，容易导致发行利率出现较大波动。

二是债券产品与市场需求匹配度待提升。出于债券流通性和风险控制等考虑，金融机构对债券的单只规模、年限、提前还本等因素有不同的需求，但专项债受限于项目建设和收益年限、融资需求差异、债券组合包装等，债券产品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例如，部分地区专项债发行批次偏多、单只规模偏小，各批次债券在期限结构、项目类别上分散程度较高，影响二级市场换手率，不利于形成合理、稳定的市场收益率曲线。上述问题叠加，导致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持有补偿，形成流动性溢价，对财政偿还债券本息的刚性支出压力有所增加。

以专项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精准匹配高质量发展需求，是新阶段专项债管理转型的核心命题。为此，

本文从投向优化、储备机制、资金时效、投后管理、发行机制五个维度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优化资金投向结构，积极拓展新兴领域申报空间

52号文以负面清单取代正面清单，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但自主权需要转化为主动作为。当前的关键是用好政策窗口，在新兴领域和资本金运用上真正破局。

一方面，聚焦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梳理投向的优先顺序。目前，全国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在专项债中占比较低。各地财政部门应组织相关部门，围绕本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领域，将新质生产力相关项目纳入重点储备范围，逐步提高新兴领域在专项债筹资中的占比。

另一方面，大力挖掘专项债用作资本金的政策空间。52号文将资本金上限从25%提升至30%，并将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纳入适用范围，但目前专项债用作资本金的比例较低。地方财政部门应积极谋划符合条件的混合投资项目，推动专项债资金与社会资本形成合理分工、风险共担的联动机制，以有限资金撬动更大规模社会资本，放大财政资金乘数效应。

（二）完善项目储备与遴选机制，确保借债真正服务于发展

项目质量是专项债价值实现的起点，高质量的项目储备是后续所有管理工作的基础。

一是建立常态化、分层次的项目储备库。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推动各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项目前期储备工作，充分考虑项目开工条件等客观条件制约，避免资金闲置。完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质量优先的导向，对储备项目按照准备成熟度与高质量发展相关度进行分级评价。

二是强化前期论证，严把收益可行性关口。全面提升风险意识和成本效益意识，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认知偏差，加快建立正面激励和负面约束相结合的专项债务限额分配机制，严把专项债入口端审核，优化项目单位事前绩效评估、主管部门尽职调查、财政和发改部门重点复核、债券市场专家评审“四级联审”工作机制。

三是引导各地围绕高质量发展需求主动谋划项目。拓宽专项债项目储备思路，不断优化专项债投向管理机制，在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抢先布局。紧扣高质量发展需求、紧扣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需要、紧扣产业链优化和建设，多储备可以为后续发展提供助力的大项目好项目，充分发掘地方发展潜力。

（三）加快资金拨付与项目推进，增强逆周期调节时效性

研究完善考核通报制度，对于支出进度缓慢的部门或者地区，暂停新增专项债项目需求申报资格，直至整改到位为止。对于支出进度和形成实物工作量较快的部门或地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协同推进审批改革，打通资金落地的制度性堵点。会同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建立专项债重点项目的审批绿色通道，在土地征收、规划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关键环节推行并联审批和限时办结制度，降低政府内部协调成本，形成工作合力。

（四）健全投后管理机制，打通“发展-收益-偿债”闭环

一是完善专项债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机制。按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5〕17号）有关要求，督促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和企业类项目单位健全专项债券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推动项目单位规范使用专项债资金、合理预期财务风险。加快将政府债务穿透式监测系统与资产债务平衡系统、资产管理系统、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进行深度融合，增强基础信息比对、数据互联互通、违规业务及时预警等功能，形成债券资金拨付、支出流向跟踪、偿债计划落实、项目建设和资产入账、绩效评价的闭环管理， 以反映各地区专项债项目总体建设情况、总体形成的资产以及总体还本付息情况，为加强宏观管理提供重要信息和决策依据。

二是建立项目收益的全周期跟踪与核实机制。

绩效评价应要求项目主体在建成运营后按年度报告实际收益情况，并与申报时的预测值进行动态比较，形成“收益偏差-原因分析-整改跟进”的闭环管理流程。推进穿透式监测系统向项目运营层延伸，实现从资金拨付到收益回流的全链条信息可见，让收益看得见、算得清。绩效目标的设定也应真正与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挂钩。不能仅考核投入的资金及建成工程的数量，更应关注带动就业与产业升级、碳排放与能耗降低、公共服务的改善等，使专项债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得到全面客观的量化呈现。

三是建立清晰的偿债主体认定与责任传导机制。明确项目运营主体、主管部门和属地政府在债务偿还中的责任，强化项目实际收益与债务还款安排的对应关系，防止“项目收益归项目主体、债务偿还靠财政兜底”的责任脱钩现象。

引入绩效结果与后续额度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对收益真实可核、偿债责任落实到位的地区，在后续额度分配中给予优先支持；对绩效不达标、偿债风险突出的项目，相应收紧发行人后续申报资格，形成以结果说话的硬性约束， 真正把偿债压力传导到决策端。

（五）推进发行机制现代化，提升市场运行效率

发行机制的现代化是提升专项债整体运行质效、服务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支撑。推进这一领域改革，须坚守政府债券的制度属性，在市场化定价基础上提升发行效率与市场流动性。

一是合理安排发行节奏与期限结构，契合宏观调控需要。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项目建设周期，适度前移发行节奏，避免年末集中发行造成资金与需求的时间错配；优化期限结构，使债券期限与项目收益回收周期相匹配，在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的同时，更好契合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时间窗口；加强统计分析，避免出现债券集中到期的情况，适度熨平年度偿债压力的波动性，为财政资源统筹腾挪空间。

二是适度集中归并发行，破解碎片化困境。鼓励在省级统筹框架下合理归并发行批次，适度扩大单只债券规模，提升债券标准化程度，提升二级市场流动性与价格发现效率。对于同类型、同期限的项目，可探索打包发行模式，以产品标准化提升市场可识别性与参与深度，为形成稳定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创造条件。

三是规范提前还本信息披露，稳定投资者预期。对设有提前还本条款的专项债，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明确触发条件认定规则、通知时限和操作流程，确保投资者能够合理预期债券现金流安排，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扰动， 增强专项债在机构投资者中的配置吸引力。

四是优化做市机制与质押回购安排。支持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做市报价，在二级市场提供持续报价，改善日常流动性。优化专项债纳入质押回购的操作安排，降低机构投资者的持有摩擦成本，拓展市场对中长期限专项债的需求深度，从而带动整体发行效率提升。

结论

借债是为了发展——这既是专项债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检验其管理成效的终极标尺。回顾十年历程，专项债在规模扩张、制度完善、结构优化、宏观调控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要成就，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

本文提出，新阶段专项债管理的提升路径，须紧紧围绕三条主线：一是精准匹配，以高质量发展的真实需求为牵引，优化项目储备与投向结构，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对准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需求；二是引领带动，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信号效应与杠杆效应，以专项债资金的精准配置带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源集聚，放大宏观调控效能；三是闭环管理，从项目储备到收益核实、从债务发行到责任压实，构建“发行有序、使用精准、收益可见、责任到位”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专项债使用效益。只有打通“借债-投资-产生收益-偿还债务”的完整价值链，专项债才能在守住债务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为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长久的财政动能。

垃圾分类之路，还有多远？ 常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状调研报告

常德日报记者 伍银

（2026年6月5日）

2010年，纪录片《垃圾围城》直面国内城市垃圾堆积成患的发展困局，让“垃圾围城”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城市生态记忆。历经十余年发展升级，国内垃圾治理格局早已焕然一新：陈年积存的“垃圾山”逐一清零，填埋场完成生态复绿，垃圾焚烧处置技术实现全面升级，多地甚至出现“垃圾不够烧”的热议， 彻底扭转了大众对城市垃圾治理的固有认知。

2026年5月25日至31日，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如期开展，本次宣传周以“回收焕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再度引发社会公众思考：既然处置技术日趋成熟先进，垃圾分类是否还有必要？作为湖南省首个为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常德市深耕垃圾分类工作已有7年，在城区每日1200吨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工作中，持续探索垃圾资源化利用、源头减量化的实践路径。面对行业发展新变化与群众认知新误区，沅澧大地以常态化、精细化治理，为城市垃圾找到最优处置归宿，交出了一份扎实的城市文明治理答卷。

——题记

垃圾为什么要分类？

从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到迎来“处置产能富余”新局面，国内垃圾治理实现跨越式升级的同时，舆论场上“分类无用”的片面论调悄然蔓延。事实上， 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仅是城市垃圾末端处置的兜底保障，从源头精准分类，才是实现资源再生、生态减负、文明提质的核心关键。

7年深耕细作，常德市立足本土城市情况与民生实际，探索出一条接地气、可长效推广的垃圾分类治理路径，在日常践行、短板攻坚、精细破局的过程中， 让城市万千生活垃圾实现绿色循环新生。

日常：烟火寻常处，渐成文明常态

清晨6点，天色刚亮，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润稷·七里桥堡小区逐渐苏醒。居民刘三姝提着分好类的垃圾缓步下楼：其他垃圾单独密封打包，纸壳、塑料瓶被规整压实、分类收纳，将其精准投入智能回收设备后，手机随即收到了对应的环保积分到账提醒。这套娴熟的分类动作，是她坚持多年的日常习惯，更是常德市千家万户文明蜕变的生动缩影。

“一开始觉得麻烦，坚持下来才发现，分类其实是在美化自己的生活。” 刘三姝坦言，早年家中垃圾常年混装，既脏乱又浪费资源。随着社区常态化开展分类宣讲、辖区智能分类设备全域覆盖、志愿者定点常态化值守，她逐步摸清分类技巧，养成规范居家分类习惯：厨房垃圾严格干湿分离，客厅专门收纳可回收物，还常常带着孩子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整洁的居住环境、能兑换好物的积分福利，让这份细碎的日常坚持，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回馈。

一户居民的习惯转变，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进阶。在鼎城区长安九里·兰花悦小区，越来越多居民告别了随手乱扔垃圾的陋习。本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42名志愿者入户宣讲、手把手指导分类，年过五旬的居民李凤霞彻底改正多年陋习，真正理解了生活垃圾的再生价值。如今，精细分类、规范投放，已经成为邻里间的生活新风尚。

全民分类自觉的逐步养成，离不开城市久久为功的制度支撑。2019年，常德市出台湖南省首部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后续历经2022年修订、2025年提质优化，7年间稳步构建起覆盖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的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同时，常德市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核心考评体系，以制度刚性保障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推进。

目前，常德市城区17个街道已经实现垃圾分类全域覆盖，本土“4+3”垃圾处置体系平稳运行，可规范化处置各类城市垃圾。丁玲公园、屈原公园打造垃圾分类主题科普阵地，让市民在休闲漫步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分类知识。依托3年提质规划，城区上千台智能分类设备将逐步落地投用，通过数字化管理、积分化激励，推动市民垃圾分类从被动应付向主动践行转变。

常德市摒弃生硬说教的宣传模式，依托每月18日垃圾分类宣传日、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组织工作人员常态化走进社区、商户、校园、市场开展精准科普；同时创新场景化传播方式，结合“湘超”足球赛事、常德河街快闪、线上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垃圾分类知识走出宣传栏，融入市井烟火日常。

青年力量的参与，为垃圾分类治理注入了温暖活力。湖南文理学院学生罗文慧长期投身洞庭湖生态保护，目睹散落垃圾污染滩涂、威胁候鸟栖息的生态现状。为此，她积极奔走宣讲、主动发声呼吁，用亲身经历告诉市民，每一次精准垃圾分类，都是守护沅澧生态、呵护洞庭生灵的务实善举。

全民前端践行，赋能末端垃圾循环新生。常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依托

智能化、标准化处置模式，年发电量可达1.62亿度，清洁烟气排放指标远优于国家标准，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垃圾处置“脏乱臭”的固有印象。2025年相关数据显示，位于启明街道的市城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已实现平稳运行，全市2400 余家餐厨垃圾产生点位全部实现规范收运，重点单位覆盖率达到100%，厨余垃圾可高效转化为清洁能源。市民李文凤还利用厨余垃圾堆肥养花种菜，践行垃圾源头减量理念。经过多年深耕，城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稳定维持在92%，绿色分类已然成为沅澧大地上的文明常态。

短板：全民普及背景下，仍存细微治理落差

历经7年深耕实践，常德市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域覆盖，居民分类知晓率达到较高水平，末端垃圾处置体系日趋成熟。但全国垃圾治理迭代升级，“垃圾清零”“焚烧产能富余”等行业新变化的出现，既催生了部分市民“分类无用” 的认知误区，也暴露了基层治理的细微短板。目前，常德市垃圾分类在市民习惯养成、分类链条衔接、精细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仍存在细微落差。

知行脱节是最为普遍的治理痛点。超九成市民熟知垃圾分类规则，但奶茶杯、保鲜膜、大骨头等易混淆垃圾混投现象依旧频发。当下垃圾分类的核心难题，早已从“不会分”转变为“不愿分、懒得分”。加之“垃圾不够烧”等网络舆论误导，不少市民产生懈怠心理，片面认为技术可以兜底一切，无需进行精细分类，这种浅层认知难以沉淀为持久稳定的文明自觉。

从众懈怠心态持续消解治理成效。不少坚持多年垃圾分类的居民，因偶尔出现的后端混运、周边群众随意混投等现象，逐渐放弃自己的坚守，“分与不分一个样”成为不少市民的真实感慨。与此同时，老年群体旧习难改、商户重经营轻环保、流动人口参与度低等问题相互叠加，导致小区前端投放质量参差不齐，成为基层垃圾分类治理的顽疾。

两网融合衔接不畅，浪费前端分类治理成果。目前全国垃圾焚烧处理占比已达78.1%，成为垃圾处置主流方式，但常德市的环卫清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衔接较为松散。塑料、旧织物等低值可回收物存在回收渠道窄、收运频次低的问题，大多混入其他垃圾被焚烧处置，市民精细化分类的付出难以转化为实际资源价值，后端体系适配不足的问题，持续挫伤群众参与分类的积极性。

设施运维不均衡，引发区域治理差距。新建小区垃圾分类设施配套齐全、督导服务到位，居民分类体验良好；而老旧小区、城郊接合部、无物业小区仍存在设施老化、标识模糊、设备闲置等问题。薄弱片区桶边督导缺位、现场纠

错引导不足，精细化服务覆盖不均，形成“示范片区治理优、薄弱片区治理松” 的两极落差。

多元主体责任虚化、源头减量滞后，制约治理提质升级。当前垃圾分类工作仍高度依赖政府主导推动，物业普遍存在“重保洁、轻分类”的工作倾向， 商户滥用一次性用品、商品过度包装等问题屡禁不止。日常监管也存在“重抽查、轻常态”的问题，刚性约束偏弱。在垃圾治理从“无害化处置”向“资源化高值利用”转型的新阶段，源头分类不精准、减量工作推进缓慢，成为适配行业发展新趋势的主要短板。

破局：精耕细微处，解锁垃圾分类新价值

细微短板即是精进空间。当前，全国垃圾治理早已告别单纯破解“垃圾围城”的初级阶段，迈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高值化的全新发展周期。所谓“垃圾不够烧”，是行业产能升级、区域布局不均形成的常态，绝非放松垃圾分类工作的理由。以本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为契机，常德市下足绣花功夫，破解认知误区、补齐基层短板，推动垃圾分类从“全域覆盖”向“全域提质”深度进阶。

精准科普破除认知误区，涵养全民分类自觉。常德市摒弃粗放式宣传模式， 推行分人群、分场景的精准宣讲，针对老人群体、商户经营者、青少年、流动人口等不同群体靶向答疑解惑，讲透“技术兜底不替代源头分类”的治理逻辑。依托刘三姝、李文凤、罗文慧等本土榜样，用身边的真实故事消解市民懈怠心态，引导市民树立科学分类认知，让主动分类成为根植日常的文明习惯。

全链闭环补齐堵点，激活再生资源价值。常德市持续深化环卫清运、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重点补齐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短板，拓宽回收渠道、加密收运频次，推动各类可回收物充分实现资源化再生利用。同时健全收运溯源监管机制，严查混装混运行为，切实守住前端分类成果。随着市城区餐厨垃圾处理厂落地运行，全市末端处置、循环利用能力持续升级，构建起源头精准分类、规范转运归集、高效再生利用的完整闭环。

均等服务暖民心，抹平区域治理差距。城市治理的温度，藏在老旧小区的细微蝶变之中。武陵区朝阳小区是典型的无物业老旧小区，曾是垃圾分类治理薄弱点，存在设施杂乱、设备闲置、无人督导等问题，不少居民有心分类却无处规范投放。针对这一短板，社区联动志愿力量开展专项提质整改，更新破损设施、规整投放点位、检修智能设备、简化兑换流程，同时落实常态化桶边值

守，耐心为居民纠错引导、普及知识。精细化、人性化的治理举措，让老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成功从治理短板蝶变为共建样板。

以朝阳小区提质改造经验为样板，全市全面铺开薄弱区域攻坚行动，靶向补齐老旧小区、城郊片区、无物业小区的设施短板；稳步推进垃圾分类智能设备全域常态化运维，优化积分激励与便民服务举措；下沉督导力量与志愿力量， 以温柔引导替代生硬管理，让均等化、精细化的分类服务覆盖全城街巷、惠及所有市民。

全域共治聚合力，夯实治理根基。垃圾分类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 而是全民参与、全城共建的民生事业。常德市进一步细化街道、社区、物业公司、商户四方主体的权责，通过常态化考评、督办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柔性劝导与刚性约束并重，开展常态化巡查指导，从严整治垃圾违规投放、混装混运等行为；联动校园、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分类责任共担、文明成果共享。

源头减量标本兼治，擦亮生态底色。立足“十五五”固废治理高质量发展导向，常德市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增量。重拳整治一次性塑料制品滥用、商品过度包装等突出问题，大力推广绿色可循环包装。常态化开展低碳环保宣讲，引导市民树立简约低碳的生活理念，从衣食住行细微处践行减量减负理念，以源头治理提质赋能末端资源再生，助力“无废城市” 建设与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沅澧风起，文明常青。从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到深耕“垃圾新生”价值， 7年来常德市垃圾分类步履不停、久久为功，常德市的垃圾分类治理，探索出一条贴合民生、适配城情的精细化治理路径。无论垃圾焚烧技术如何迭代、末端处置产能如何富余，都无法替代源头精准分类的生态价值与城市文明意义。唯有彻底摒弃片面认知、坚守分类初心、深耕精细治理，让每一袋垃圾各归其位、各尽其用，才能让绿色文明扎根市井烟火，持续擦亮沅澧大地生态宜居、向善向上的城市底色。

流动性治理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困境与路径创新 基于新疆喀什地区的调研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余绪鹏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对传统“两新”党建的拓展与深化，更是对基层党组织适应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并创新治理模式的全新要求。在当今急剧变迁的社会，传统的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难以有效应对大流动时代带来的严峻挑战，具体体现为“静态社会”的治理理念与“大流动时代”的社会运行机制不相契合，

“刚性边界”的制度体系与“大流动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征不相适配，“填报”式的治理工具与“大流动时代”的社会变迁速度不相符合。[1]新就业群体依托平台经济崛起，其高流动性、去组织化、跨地域性的工作特征，对建立在稳定单位制和清晰属地管理基础上的传统党建模式构成了结构性挑战。在此背景下，“流动性治理”作为一个关键的理论视角，为破解新就业群体党建难题尤其是“组织难覆盖、党员难管理、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等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当今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共同体不是静态的或边界明确的，而是处于一种流动、快速更新的状态。[2]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得知，我国流动人口为375816759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37153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50979606人。[3]流动性治理理论源于对当代社会时空压缩与要素加速流动的学术反思，它强调治理活动必须从静态、封闭的体系转向动态、开放和网络化的系统。本研究将流动性治理界定为：党组织通过制度、组织与技术机制的创新，实现对高流动性群体的有效覆盖、服务与引领的能力与过程。流动性治理不仅指的是针对人、物、信息等要素在时空场域内的变动所采取的策略性应对措施，而且指针对人类活动中的权力关系、群体分层现象等所实施的一系列治理手段与策略。[4]其内涵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组织形态的弹性化，打破属地与单位边界；二是管理方式的动态化，建立实时响应机制；三是服务资源的嵌入式整合，实现公共服务与群体需求的精准对接。因此，探究新就业群体党建的流动性治理路径， 本质上是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喀什地区作为我国西部边疆的重要门户，是观察流动性治理的极佳样本。其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边疆性。“历代中央政权治疆理念和举措也存在时代局限，对新疆的治理时强时弱，治理精准性和有效性是不足的，特别是近代以后，在境外势力策动支持下，分裂活动更时有发生”[5]。地处反分裂、反渗透前沿，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状况与管理模式直接关乎边疆安全与民族团结， 该群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政治权重极高。第二，多民族性。“喀什市是典型的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城市，目前居住着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塔吉克族等21个民族”[6]。群体内多元文化交融，党建工作需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精准化的服务供给。第三，后发跨越性。当地电商、物流等产业在援疆政策下高速发展，使新就业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在短时间内集中呈现，治理挑战更为突出。与此同时，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全国性普遍问题，如平台算法驱动下的劳动过程、党员与组织的时空脱节等。基于此，本文以喀什地区为例，基于扎实的实地调研与资料分析，运用流动性治理的理论视角，系统剖析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现状、深层困境，并据此提出优化路径。

二、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基本现状

为全面把握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现状，首先要对这一群体本身的规模、构成与特征进行精准画像。

（一）新就业群体基本情况

近年来，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加速发展催生了新就业群体。这一群体主要包括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以及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从业者，他们依托互联网平台，以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连接着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规模上看，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总数已突破3万人（30139人）。其中，货运从业人员规模最大，达到21726人，占新就业群体总数的72%；外卖配送员达到3433人， 占新就业群体总数的11.4%；快递员人数达到1780人，占比5.9%；网约车司机达到2024人，占比6.71%。此外，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电商的兴起，网络主播也在喀什地区逐渐兴起，统计到的社交网络从业人员有587人，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增长势头迅猛。

新就业群体是指基于新经济业态产生，劳动高度依赖互联网的新型劳动者。相对于乡村而言，城市里的新经济业态更加活跃。所以，在地域分布上，喀什

市作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就业群体最为集中，人数达到16193人， 占全地区新就业群体总数的53.7%。莎车县和叶城县的新就业群体规模也相对较大，分别达到了5478人和2656人。几乎在所有县市，新就业群体规模在逐年增长。以疏附县为例，2023年的新就业群体为1236人，而到了2024年底则统计为1353人。

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的特点之一在于其流动性强。由于新就业群体多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工作，他们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以及服务对象都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7]外卖配送员和快递员需要根据订单需求在城市中快速穿梭，网约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则可能根据客户需求跨区域行驶，网络主播则可能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直播活动。此外，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还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等趋势。根据统计，新就业群体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是推动行业创新发展的主力军。这也是该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显著特征。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新就业群体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也在逐年上升，很多来源于喀什当地毕业的大中专学生。

在党员人数方面，目前全地区新就业群体中共有党员490人，占新就业群体总数的1.63%。其中，叶城县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人数最多，达到106人；喀什市和莎车县的新就业群体党员人数也分别达到了78人和74人。这些党员在新就业群体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是推动党建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力量。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数量也在逐年增长，以疏附县为例，2023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为35人，2024年12月的统计数据则显示为57人。

（二）党建工作主要做法

喀什地区在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紧密结合地区实际和新就业群体特点，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为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首先，着力构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制度化。地区层面成立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专班，由党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相关部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县市也相应成立工作机构，将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纳入基层党建总体布局，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通过建立定期调度、专项督查、考核评价等机制，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落地见效。明确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形成

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机制。以疏附县为例，由县委高位推动，建立健全党委领导、组织牵头、工委运作、部门推动、分级负责、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把有形有效覆盖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纳入县党建工作整体布局，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落实县“四套”班子成员包联园区非公企业，定期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帮助解决企业在产业发展、资金扶持、招工就业等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积极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组织。喀什地区注意到新就业群体的日益庞大，便积极在这一群体中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同时打破传统按地域、单位设置党组织的模式，探索适应新就业群体特点的党组织设置方式。针对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的特点，采取“行业+区域”双覆盖的方式，在快递、外卖、网约车等行业成立行业党委或联合党支部，同时在商圈、楼宇、社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域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或党建服务站，确保党员无论流动到哪里，都能找到党组织、参加组织生活。以疏附县广州工业城园区的党建工作为例，该园区各党支部坚持质量和数量并举原则，把技术骨干、生产一线职工和企业管理人员中的优秀分子作为发展党员工作重点，引导他们加入党组织。截至2024 年12月，已建立起园区党工委下辖的23个支部，党员124人，其中预备党员20人， 党员后备人选有115人。

再次，促进党建工作队伍专业化。做好党建工作，抓好队伍是基础，做好专业化是要求。喀什地区在精准选派、培养培育和发展壮大党建工作队伍上下功夫，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相对稳定、充满活力的党建工作队伍。以疏附县2022年党建工作为例，一是选派353名党员担任“两新”党组织党建指导员，帮助这些组织熟悉党建业务、提高党建水平、增强党建意识。把全县“两新”党组织分为8个片区，选聘16名退休党员担任党建联络员，切实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跟踪指导和协调联络提供便利。二是组织开展“‘两新’ 组织书记进党校”活动，常态化开展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员骨干和业务骨干培训8场次，培训对象450余人次，帮助其扩大视野、提升素质、发挥作用。三是落实发展党员“火种计划”，把好程序关、入口关，建立党员数据库，详细跟进党员发展的每个环节，分类建立成长档案，确定入党积极分子200人，发展对 象59人，接收预备党员39人，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分片包干深入企业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双找”活动，让“隐身”党员和“口袋”党员亮明

身份，让流动党员回“家”，实现转接党组织关系12人。

最后，做好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8]针对这一新兴群体的特殊性，喀什地区各县市通过设立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提供法律援助、开展健康体检等方式，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时， 积极搭建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鼓励他们担任社区网格员、文明监督员等职务，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等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以疏附县为例，县委组织部争取到援疆资金63万余元，积极开展为党支部“送党徽、送报刊、送制度、送标识、送用书”的“五送”活动。筹资380余万元在疏附县广州工业城（园区）打造疏附县党群服务中心，并以此为圆心，整合党群组织、行业部门及平台企业资源，打造“爱心驿站”“司机之家”等5个服务型阵地，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在饮水就餐、车辆充电、转场休息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同时组织新兴领域党建专项组成员单位深入各领域开展走访调研，收集并化解新业态组织党建难题、发展瓶颈及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等12项难点问题，畅通党组织和党员的诉求表达渠道。依托春风行动、法治宣传月、专场招聘会等活动，联合人社、司法等职能部门，积极调解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人事争议，全力保障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

三、流动性治理下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践困境

组织化是社会有机化、能动化的前提与基础，将新就业群体等社会新兴力量“组织起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行动逻辑。[9]以“流动性治理”理论视角审视喀什地区的实践，可发现其党建工作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挑战。这些困境集中体现于组织覆盖、党员管理、活动开展与作用发挥等核心环节。

（一）党组织覆盖不全

当前，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涵盖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这类群体具有组织方式平台化、工作方式流动性强、劳动关系灵活化等特征，其就业形态的快速迭代对传统党建工作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10]但其中纳入党组织

有效管理的党员比例很低，远低于传统行业领域。流动党员远远多于在册党员， 大量党员还未能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一线党员发展难、组织关系转接难、党员信息收集难、口袋党员摸排难“四难”问题还比较突出。[11]这种覆盖面的显著差距，既源于新就业群体自身特性导致的组织嵌入困难，也反映出基层党建工作中对流动性治理的适应性不足。

在平台企业层面，实力较强的企业虽已逐步建立党委或党支部，但覆盖范围多限于总部管理层，对一线从业人员的覆盖有限。以外卖行业为例，骑手劳动关系可能涉及平台企业、劳务派遣公司、第三方配送商等多重主体，导致“谁主管、谁负责”的权责边界模糊，部分区域出现“都管都不管”的治理真空。在属地管理层面，社区党组织对新就业群体的动员能力受限于物理空间阻隔。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下，社区主要通过辖区企业联系党员，但新就业群体工作场景高度分散，如网约车司机日均流动范围较广，快递员服务区域跨越多个社区，导致属地党组织难以建立稳定联系。以岳普湖县为例，2023年计划新建非公企业党支部8个，但到年中仅建立1个党组织；全县182家非公企业仅建立党组织1个，181家合作社中，党组织覆盖率不到6%。又如，喀什市2023年计划新建非公企业党支部8个、区域党组织2个、社会组织党支部4个，但到年中仅建党支部5个，还有7个党支部和2个区域党组织尚未组建。

因此，当前党组织覆盖呈现出“碎片化”困境。从流动性治理视角看，这是党的组织体系与新兴的“流动空间”未能有效耦合的结果。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轨迹由平台算法和物流网络所定义，形成了超越物理行政边界的“新社会空间”，而党组织的设置仍主要锚定在传统的“地方空间”。

（二）党员管理困难

新就业群体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职业为主，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从业者需频繁跨区域流动以完成订单任务。这种流动性使党员的劳动关系、居住地点、服务范围处于动态变化中，导致党组织难以掌握党员的实时动向。部分党员因工作节奏快、休息时间碎片化，无法及时向党组织报备流动信息，甚至出现“隐身党员”现象，即党员身份长期不公开、组织关系未及时转接。此外，新就业群体中部分党员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未与平台企业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组织关系可能滞留原户籍地或前工作单位，而实际工作地党组织因缺乏管理权限难以介入，形成“两不管”真空地带。

流动性叠加职业特性进一步放大了党员教育管理的“碎片化”困境，使得

传统集中式党课、主题党日活动难以开展，部分党员因工作冲突缺席率高。即便通过线上平台组织学习，也面临党员在送单途中、驾驶间隙等场景下无法专注参与的问题，导致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新就业群体党员分布广泛且分散，同一平台或站点的党员可能来自不同省份，方言习惯、文化背景差异显著， 增加了思想交流的障碍。部分党员因长期独自工作，缺乏集体归属感，对党组织活动的参与积极性逐渐消退，甚至出现“组织生活边缘化”倾向。在疏附县， 新经济组织（企业）的运营和关停直接影响党员的流动性，造成党员结构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流动较为频繁，不便于教育管理。部分企业职工有强烈的自主择业意识，但党员党性意识较薄弱，难以纳入稳定规范的管理体系，不少党员处于游离状态，“今天在，明天走”的情况较为普遍，导致发展党员内生动力不足。

由此可见，新就业群体的就业模式平台化、雇佣关系弱组织化、组成结构多样化的特征，带来了党组织落地难、联络难、凝聚难等挑战。[12]党员管理的失序，表面是流动性强所致，深层则是传统党组织的“时间规训”机制与平台经济下的“弹性时间”体验之间的冲突。

（三）党建活动开展受阻

流动性特征深刻重塑了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场景与社交模式，使传统党建活动的时空组织逻辑面临根本性挑战。时间碎片化是新就业群体参与党建活动的首要障碍，快递员日均工作时长普遍超过10小时，外卖骑手需在午晚高峰持续接单，网约车司机为增加收入常选择夜间运营，导致党员可支配的完整时间段高度分散。“无固定坐标”的工作状态使集中式活动场地难以匹配。

活动形式与内容的适应性不足，加剧了党员参与的疏离感。传统党建活动多采用集中授课、文件宣读、参观学习等模式，这些形式对场地、时长、设备要求较高，与新就业群体“移动化办公”的特性存在结构性冲突。由于部分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对“管行业必须管党建”的思想树得不牢，存在不想抓、不会抓，得过且过、被动应付等现象，因此导致有些组织活动流于形式，未能充分回应新就业群体的现实需求，部分党员反映“党建活动与工作生活脱节”， 如政策宣讲缺乏对平台算法规则的解读，志愿服务未解决子女托管等痛点，导致党员参与动力不足。

党建活动难以开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群团组织工作较为滞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已有的组织基础，持续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

就业群体建会入会工作，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13]这意味着，在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群团组织的作用尤为关键。然而，实践中新兴领域党建活动往往面临群团组织工作滞后的问题。一方面，群团组织未做到应建尽建，有的县市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群团工作指导不力，群团组织组建不规范。如，喀什市有7家外卖企业，职工人数千余人，市工会在7家外卖企业建立联合工会，个别企业负责人反映，联合工会未发挥过实质作用。另一方面，党建工作指导员履职能力不足。通过电话抽访，有的县市“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台账更新不及时，部分党建工作指导员电话号码错误，电话接通不是本人，有的党建工作指导员能力不足，不清楚自己去“两新”组织要干什么，指导什么。

（四）党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首先，党建引领发展合力不足。一方面，联合服务行动存在滞后性，务实举措较少，如岳普湖县“红石榴”惠企服务团从未组织分团开展组团式服务， 导致政策统筹落地缺乏叠加效应。在疏附县，党建引领非公企业发展的机制尚未完善，助企惠企的综合效应未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两新”工委对行业部门的协调力度不足，政策资源分散，难以形成服务企业的合力。此外，部分园区因党建示范基地和综合服务中心不完善，非公企业党建示范带动作用有限， 党员和务工人员活动场所受限，文娱生活单一，未能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

其次，群团组织功能虚化。群团组织在“两新”组织中的实质作用未有效发挥。部分县市工青妇组织仅满足于完成组织建立任务，对后续活动开展缺乏指导，导致群团组织长期处于“无为”状态。例如，一些群团组织自成立以来从未举办开放式活动，既未获得企业出资人认可，也缺乏对职工群众的吸引力， 导致群团组织与党组织联动不足，服务效能低下。

再次，指导整改提升流于形式。部分县市对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的指导力度不足，整改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喀什市某幼儿园党支部为例，其被指出“主题党日活动质量不高”，但整改措施仅罗列“落实‘三会一课’” “开展标准化建设”等常规要求，未深入分析问题根源（如活动设计脱离教职工需求、时间安排与教学冲突等），也未提出量化考核指标（如活动参与率、职工满意度等）。这种“重形式、轻实效”的整改模式，导致后进党组织难以实现根本性提升。

最后，基层治理中党组织参与度偏低。在疏附县，“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基础薄弱，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导致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边缘化。一方面， 企业管理人员对党建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无关，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党组织书记普遍缺乏党建理论知识，对流动党员管理、活动策划等核心任务力不从心。此外，园区新入驻企业增多，但党建指导员作用发挥有限，党务工作者能力参差不齐，进一步削弱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话语权。

四、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优化路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底，登记在册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达到1.7亿户，约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7%，覆盖党员近300万名。[14]但这一数量不到全国10027.1万党员的3%。[15]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劳动关系松散、利益诉求多元，是社会结构变化中组织化程度比较薄弱的环节， 喀什地区也是如此。为此，需要构建一套适应流动性特征、符合边疆地区实际的党建工作创新体系。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

在边疆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中，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是推动工作落实、提升党建质量的关键环节。需打破传统党建模式中条块分割、权责模糊的局限，创新构建“工委统筹、行业主管、属地兜底”的立体化工作格局。

首先，“工委统筹”即发挥各级工委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其在顶层设计、政策制定和资源整合中的核心地位。工委需制定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中长期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与重点任务，避免工作碎片化、短期化。同时，应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组织、人社、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破解新就业群体在户籍管理、社保缴纳、职业培训等领域的政策壁垒，形成“党建+服务”的集成效应。在边疆地区财政资源相对有限的约束下，工委的统筹需优先保障“数字党建平台”等具有杠杆效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设立专项经费、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开发数字化党建平台等措施，为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尤其要向边境乡镇、偏远牧区等党建薄弱环节倾斜资源。同时， 将新就业群体党建覆盖率、党员活动参与率、问题解决满意度等量化指标纳入地方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形成刚性约束。

其次，“行业主管”要求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优势，推动党建工作与行业治理深度融合。研究发现，有大城市通过“两新”组织推动治理向党建引领深化，促进企业与社区融合共建，完善社会治理应急机制，为有效

响应国家战略制定“共治”标准。[16]边疆地区的新就业群体往往与特色产业紧密关联，如旅游行业的导游、民宿经营者，物流行业的货车司机、快递员， 跨境电商领域的网店主、直播带货员等。行业主管部门需将党建工作纳入行业管理整体框架，通过在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设立党组织或派驻党建指导员，实现“管行业必管党建”。当然，需要针对喀什地区行业差异，探索实施“一行业一策”。例如，对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物流行业，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重点在大型物流园区建立实体型党支部；对于高度分散的网络直播行业，则由网信办、文旅部门主导，探索功能型党组织，优先聚焦头部主播、MCN机构，实现“以点带面”。关键在于制定清晰的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清单，避免多头管理导致的职责真空。

最后，“属地兜底”强调基层党组织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中的兜底保障责任，确保党建覆盖无死角、服务管理无盲区。边疆地区的乡镇（街道）、村

（社区）党组织需发挥熟悉地域、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地毯式”排查摸清新就业群体底数，建立动态管理台账，重点掌握流动党员分布、从业特点、服务需求等信息，从而方便在居民小区、商圈市场等生活场景中组建“暖新驿站” “红色驿站”等功能型党组织，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就近就便的党建服务。当然， 社区党组织面临人手紧张的现实困境，可创新采用“党建+网格”模式，将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积极分子纳入兼职网格员队伍，赋予其“民情信息员”“政策宣传员”等身份，并给予积分兑换、优先推荐评优等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激励，变“管理对象”为“治理伙伴”，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兜底效率。

（二）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建工作，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线下线上全覆盖。”[17]边疆地区需紧扣新就业群体“流动”“分散”“灵活”的核心特征，探索“行业聚链、空间聚点、网络聚力”的党组织设置模式。

首先，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破解“组织跟着人员走”的覆盖难题。边疆地区新就业群体中，货车司机、跨区域电商从业者、季节性旅游服务人员等流动党员占比较高，其工作轨迹跨越城乡、省界甚至国境，传统属地管理方式易出现“组织找不到党员、党员找不到组织”的断层。针对这一痛点，可依托物流园区、边境口岸、电商孵化基地等新就业群体聚集枢纽，建立“流动党员党

支部”，实行“户籍地备案+流入地管理”的双轨机制。例如，在边境物流通道关键节点设立“国门流动党员服务站”，由交通运输部门党组织牵头，联合物流企业、货运平台，通过“司机报备—支部登记—动态跟踪”流程，将跨区域流动党员纳入组织管理。

其次，组建区域性党组织，构建“党建引领+资源共享”的协同网络。通过组建区域性党组织，可打破行业壁垒、企业界限，实现党建资源的集约化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19]]随着数字技术在边疆地区的普及，新就业群体对数字平台的依赖度日益提高。针对这一趋势，可将分散在直播平台、网约车平台、跨境电商平台的党员从业者凝聚起来。中国式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既需彰显党的核心引领作用， 又要吸纳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协同共治合力。[20]比如，地方党委主动牵头，会同平台企业开展协商，综合运用微信、QQ等信息媒介，探索建立“网上党支部”，即云端共建模式。[21]这种网络党组织的组建需坚持“平台企业主导+属地党组织指导”原则，由平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属地党组织负责内容审核与活动策划。

（三）不断创新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的运行机制

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党建引领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 能够有效实现组织振兴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振兴的深度融合。[22]在喀什地区，为了提升党建引领工作提质增效，指导体系是关键，有形覆盖是基础， 有效覆盖是重点。

首先，要探索科学灵活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和活动时间，以提升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水平。在活动方式上，秉持渗透、融合原则，精准把握发挥党组织实质作用与尊重业主经营自主权、开展党的活动与维护生产经营秩序、常规组织生活与重点指导的最佳契合点，积极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活动；在活动内容上，紧扣“两新”组织生产经营实际，精选契合其自身特点的“短、小、灵、活”项目；在工作时间上，区别于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不拘泥于固定时间，由“两新”组织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内灵活安排； 在活动效果上，致力于推动“两新”组织发展，追求联动效应，增强党的工作对“两新”组织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召力。

其次，需创新对“两新”组织党组织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将目标设定与“两新”组织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通过发挥组织与政治优势，继承和发扬群

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使党组织成为“两新”组织发展的推动者、先进文化建设的引领者以及劳资关系的协调者。另一方面，推行“项目党建”工作法，改变“为活动而活动”的模式，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核心需求设立年度服务项目，如“安居计划”（协助解决住房、子女入学）、“技能加油站”（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盾”（提供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党组织通过领办项目，将党建活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吸引党员和群众主动参与。

最后，充分发挥民政、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机关的源头管理职能，切实落实非公企业“四同步”工作机制：在非公企业注册审批阶段同步筹建党组织，组建团队时同步考虑交叉任职安排，招聘职工时同步引进党员人才，生产经营过程中同步融入党建工作。同时，严格落实社会组织“六个同步”机制：确保社会组织登记时党员与员工信息同步采集，成立初期管理层与党组织同步筹建， 制定章程时业务范围与党建工作内容同步纳入，年检过程中执业活动与党建工作同步检查，评估阶段业务绩效与党建成效同步考察，终止时社会团体与党组织同步撤销，从而将党建工作全面融入“两新”组织发展的各个环节。

五、结语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流动”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不可回避的现实命题。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以流动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现状与传统属地行政管理体制间的不适如何平衡？怎样在社会治理行动中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社会流动，并同时能接纳新文化要素的“共同”运行机制？本文基于“流动性治理” 的理论视角，通过对喀什这一兼具边疆性、多民族性与后发跨越性特征的典型场域进行深入剖析，系统探讨了新发展阶段下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面临的实践困境与创新路径。在高流动性、去组织化已成为新就业群体显著特征的今天， 建立于传统“单位制”与静态属地管理基础上的党建模式正面临“组织覆盖不全、党员管理困难、活动开展受阻、作用发挥不足”等多重结构性挑战。这些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党的组织体系、管理方式与服务机制与由平台算法和数字网络所定义的“流动空间”未能实现有效耦合。

基于以上，将“流动性治理”这一前沿理论概念应用于边疆地区党建研究， 明确提出其核心内涵在于通过组织形态的弹性化、管理方式的动态化与服务资源的嵌入式整合，构建一种能够适应、引导并赋能社会流动性的韧性治理模式。针对喀什地区的个案分析揭示，破解新就业群体党建难题，不能依赖于单一措施，而必须进行系统性、集成性的创新；在责任体系上，需构建“工委统筹、

行业主管、属地兜底”的协同格局，明晰权责边界，形成治理合力；在组织设置上，须推动从“静态覆盖”到“动态嵌入”的转变，探索“行业聚链、空间聚点、网络聚力”的多元化组织形态，实现党组织与新兴社会空间的有效对接； 在运行机制上，则应着力创新活动形式与作用发挥载体，将党建工作紧密融入新就业群体的生产生活与边疆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之中，使党组织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发展、巩固边疆的坚强核心。

当然，作为一项基于喀什地区的探索性案例研究，其结论的普适性仍有待更多区域实践的检验。此外，数字技术赋能党建的具体实施路径、数据隐私与安全管理之间的平衡等关键议题，亦有待后续研究进行更为严谨的探讨。

展望未来，新就业群体党建研究可在以下方向逐步深化。其一，开展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可将喀什的“边疆通道型”治理经验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节点型”模式进行对比，比如可以与“党员服务站”“红色驿站”[23]等近年来在东部地区流行的党建模式进行对比，从而提炼出更具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党建理论。其二，关注数字化转型的深层影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深化应用，平台用工模式与劳动过程可能发生新的演变，未来的党建研究需要前瞻性地关注算法治理、虚拟社群对组织生活方式和党员思想动态的影响。其三， 探索跨境流动中的党建新课题。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喀什地区的新就业群体可能涉及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物流等，如何在此类具有国际视野的流动空间中有效开展党的工作，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与创新性的前沿领域。

西南欠发达山区农地入市现实困境与对策的调研报告

云南园区土地盘活课题组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以下简称“农地入市”），标志着这项改革从试点走向全国推开。土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土地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地入市制度改革自2015年开展试点，并经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立法律框架后，自然资源部印发《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方案》， 改革持续深化。通过入市拓宽了用地保障渠道、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各试点地区在入市程序、收益分配、抵押融资等方面探索了多样化的实践经验，但在推动入市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和困难。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西南欠发达山区受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与制度环境的多重制约，在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为更好推动各地入市试点，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有必要深化土地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地区差异。从自然地理特征看，云南省地形地貌复杂，山区、半山区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4％，是典型的西南山地省份。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欠发达和后发展仍然是云南省的基本省情特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①。从农地入市改革进程看，云南省先后开展两轮农地入市试点改革，为西南山区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因此，调研选取这一典型的西南欠发达山区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理云南省农地入市基本情况基础上， 分析对其在农地入市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进一步推进农地入市改革的对策建议②，旨在促进云南省等西南欠发达山区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农地入市试点基本情况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15年到2024年先后开展了两轮试点。据统计，2023年中国350个县（市、区、旗）共完成农地入市试点719宗，面积1.31万亩，总成交金额185.2亿元。从区域格局看，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与旺盛的市场需求，持续引领入市：浙江省累计入市399宗、共2476亩；福建省入市36宗，亩均成交价达28.39万元，凸显土地高附加值属性。相较而言，西部地区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条件，入市活跃度明显不足：宁夏入市面积1373.86亩，但亩均成交价

仅6.12万元；新疆虽亩均成交价较高，为33.29万元，但入市总面积较少，仅501.71亩；广西、甘肃等省份则面临宗数少、规模小的双重困境，其中广西入市37宗，共580.4亩，甘肃仅入市17宗，共286.99亩①，东、西部试点入市规模对比部分参见附录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云南省先后开展两轮试点，截至2024年底全省共入市32宗，788.39亩，成交金额1.54亿元，缴纳增值收益调节金3297.87万元，留存当地4245.20万元，带动产业投资15.57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576个，增加工资性收入610.30万元。通过试点，云南省不断完善入市制度体系、夯实入市基础条件、强化入市路径指引，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在系统分析上述入市试点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地调研法与案例研究法，在搜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后，对农地入市情况作了深入调研。调研于2024年8月开始，选取云南省大理市、石林县、祥云县等15个农地入市试点地区，并前往江西、浙江、重庆等地展开实地调研，对各地政府、村干部、企业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当地农地入市模式与路径，学习其经验做法，具体调研结果如下。云南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现状及特征图表部分参见附录二。

（一）规模总量少，人均逐年增加，利用效率偏低

云南省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导致可直接入市的建设用地总量天然受限。从全省农村各类用地规模来看②，云南省村庄总面积中，工矿用地、商服用地分别占村庄建设用地总面积的6.64％和3.93％， 两者合计占村庄总面积的8.59％，仅为住宅用地的13.28％。全省空闲地的总面积为219.41公顷，仅占村庄面积的0.03％，可盘活存量少。与此同时，云南省乡村人口总数逐年减少， 而经营性建设用地总量却逐年增加，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浙江德清县地处平原，存量建设用地相较充裕，区位优越，用地需求旺盛，截至2023年累计实现入市交易309宗，面积2354.57亩，成交金额8.98亿元；即便是山地地形的重庆大足区，截至2023年累计实现入市交易102宗，面积3342亩，成交金额11.61亿元。相比之下，云南全省入市试点交易宗数、面积、成交金额不及先进省市的一个试点县（如浙江省义乌市、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对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效应有限。

（二）人均规模差异大，集中在设施完善、经济发达地区

从云南省各州市农村人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来看，昆明市农村人均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为74.43平方米，是人均面积最大的城市，而最小的昭通市为12.40平方米。各州市之间差距较大，一定程度反映了各州市人口规模与乡村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规模分布来看，由于滇中城市群基础设施成熟完善， 农地主要分布在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三市合计占云南省农地总面积的41.25％。工矿用地方面，昆明市和曲靖市规模较大，分别为7279.79公顷和

6575.44公顷；迪庆州和怒江州规模较小，分别为376.69公顷和369.19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方面，昆明市规模最大，为4815.37公顷；怒江州规模最小，为270.4 公顷。上述数据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存在直接联系，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用地需求较大，农地规模也相应较大。

（三）农地平均占比低，各类型空间分布不均衡

从云南省16个州市来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占村庄建设用地总面积比例平均为10.74％，占村庄总面积比例为8.76％。除玉溪市（18.19％）、昆明市占比相对较高外，其余州市经营性建设用地占比都相对较低，其中，昭通市占比最低，比例仅为4.94％。工矿用地、商服用地分别占村庄建设用地的平均比例为5.32％和3.44％。具体而言，工矿用地方面，除玉溪市、昆明市、曲靖市、德宏州达到6.00％以上，其余地区占比普遍较低；商服用地方面，除昆明市、西双版纳州占比较高外，其余地区占比均较低。总体来看，农地在村庄用地中的占比偏低，工矿用地与商业服务业用地基础较为薄弱。

从全省129个县（市、区）来看，农村工矿用地规模排名前十的县区中，规模在1000公顷以上的三个区均位于滇中地区。其中，官渡区规模最大（1612.16 公顷），其次是麒麟区（1348.32公顷），红塔区（1326.13公顷），这些县区是云南省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充分，社会发育程度较高，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强， 产业资源规模聚集效应较好，第二产业用地规模较大的地区。从农村商服用地规模排名前十的县区来看，官渡区规模最大（1007.02公顷），其次是宜良县

（581.93公顷），宣威市（522.46公顷），前十位县区的总规模占全省农村商服用地规模的22.04％，这些地区多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聚集度及城镇化率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好的滇中地区和部分旅游、边贸地区。

（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较为单一

经过多年、多地、多轮次改革试点，已经形成就地入市、异地调整入市和整治入市等方式，以及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土地置换、联营联建等路径。从云南省试点实践看，已入市的32宗地块主要以就地入市为主，仅有兰坪县实现调整入市1宗，整治入市尚无试点案例。除部分试点县采取出租方式外，

其余入市地块均采取出让方式进行。大理州祥云县以入市方式供地，支持祥云能投、贝特瑞（国有＋集体供地）等多个园区项目落地，共入市9宗地块，总面积达1085.92亩，成交总价为18288.50万元，其中3宗地已明确产生集体收益达5474.86万元。怒江州兰坪县通过复垦后腾挪指标至片区居民住房建设需求区域，实现1宗以31.27万元／亩异地调整入市，此举不仅打破了固定的土地空间区位限制，也有效盘活了社区、村组及村集体土地资源，增加群众收入，实现多方受益。

二、西南欠发达山区农地入市的现实困境

（一）入市基础“偏薄弱”

一是可直接入市地块数量少。与其他省份相比，云南省乡镇企业发展滞后， 间接导致废旧乡镇企业、废旧厂房等可盘活利用的农地资源较少，云南省条件成熟且三年内可入市地块仅300余宗，约4200亩。二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力薄弱。农村集体组织普遍存在经济实力弱、集体经济发展多为资产资源承包租赁，缺乏实体经济支撑，增收后劲乏力。云南省仍有3％的村（396个）无经营性收入， 66％的村收入不足10万元；村民小组层面更为严峻，85.4％村民小组无经营性收入，仅3.8％突破5万元。三是基准地价编制滞后，土地使用权登记率低。基准地价评估、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登记是农地入市的“前置条件”， 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村废弃、闲置工矿、公房和公共设施等用地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制约入市工作推动。四是入市驱动力不足。由于高原山区地形限制， 可用作建设用地的平坦地块相对较少；乡村建设用地规模受限，乡村聚落形态相对分散，存量用地“少、散、小”的特点，盘活成本高，入市难度大，预期收益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参与入市积极性。

（二）保障机制“不到位”

一是因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入市交易，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地块由于缺乏形成规划条件、规划许可、规划核实业务所需的依据，难以推进入市工作。二是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制度有待明确。试点地区大多按照国家规定的20％－ 50％的比例征收调节金，尚未建立分类别、有级差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尤其是留归集体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原则、分配程序、使用管理均不明确。三是抵押融资难。原中国《物权法》与《担保法》未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设定抵押权，相关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尚未出台，试点实践存在抵押门槛高、抵押金额低、抵押产品单一等问题，难以真正满足多元化融资需求。四是农地入市工作

涉及领域广泛，需多部门配合协调，目前仍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工作推进暂未形成整体合力。入市前期工作涵盖基准地价评估、规划入库、确权登记、技术经费保障、用地意愿等，需要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协同推进。

（三）利用监管“需明确”

一是存量建设用地入市范围需明确。试点地区只能使用存量农地用于入市， 不可新增，但国家层面尚未明确规定存量的时间范围。对于未取得合法来源、历史形成的建设用地，具体追溯时限以及部级、省级层面的认定办法尚未出台。二是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建设用地能否入市缺乏明确规定，成片开发土地征收与农地入市将长期并存。三是入市路径、渠道还需进一步完善。全省已入市地块主要采用就地入市，简单、高效、快捷，可最大限度降低开发前费用投入和交易成本，但实践中具备条件地块存量较少，难以满足入市需求。当前以出让方式进行的入市已基本完善，但以出租方式推进的入市仍面临诸多困难，主要体现在不动产登记系统没有“出租”选项导致登记困难、缺乏合同范本等问题而难以推进。四是入市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对于土地入市后如何监督其按规划开发建设、擅自变更用途后如何处理、闲置后如何收回等问题未明确规定。

（四）推动落实“难平衡”

一是入市土地“供需”空间匹配不平衡。滇中城市群、州（市）府所在地和旅游热点区域对农地入市需求较大，隐性入市（出租）案例较多；而纳入试点的县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制约，入市需求小，入市条件尚不成熟。如丽江市白沙镇等热门旅游区，民宿、餐饮等小微商业用地需求激增

（多为独栋建筑），但因用地指标紧缺及入市审批流程复杂，项目落地受阻； 而部分偏远山区受人口持续外迁影响，大量零散土地因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等难以盘活，整治形成的存量用地指标无法就地消化。二是征收和入市的关系难平衡。云南省农民集体在入市模式下获取的土地收益远高于征收模式，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征收未实现衔接协调。三是工作推进不平衡。全省首批16宗入市地块推进情况较快，主要得益于试点地区领导重视、资源禀赋较好、工作基础扎实、入市推动有力等，反之后续批次存在“有地块不愿入市”“有地块无法入市”的现象。

三、西南欠发达山区农地入市的对策建议

（一）放宽入市门槛，拓宽“土地来源”

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增加入市样本。经过两年试点，云南省各试点地区具备入市条件的地块基本已完成入市。积极向国家争取将入市范围扩大到云南省全部行政区域，充分发挥入市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带动效应。二是在不突破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每年将新增建设用地入市指标控制在10％ 以内，探索入市与宅基地试点改革联动，采取“宅改＋整治＋入市”结合模式， 盘活存量闲置宅基地，优化资源配置，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三是明确存量建设用地以2024年试点结束时间为节点，使地方统筹好存量和新增的关系。四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如村庄规划内“203”用地）①可直接认定为存量建设用地，无需另行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根据规划确定的经营性用途入市。

（二）“还权赋能”，调动入市积极性

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探索“自主、委托、合作”等入市模式，将选择权交给农民，真正让农民成为入市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逐步提升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力。二是转变地方政府工作理念，发挥服务、引导、监管作用，认同入市对于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促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三是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清除制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抵押、转让、入股、处置等权能发挥的障碍，出台入市土地抵押贷款等管理办法；打消企业对于长期土地使用权益不确定的顾虑，坚持入市土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受法律保护。四是做好政策宣传总结培训，深入学习和解读入市有关政策，提高公众对入市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政府、企业、集体对入市工作的信心；进一步梳理总结前期改革成果，优化政策设计，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农地入市改革工作。

（三）夯基垒台，实现入市工作“可操作化”

一是明确入市范围应主要集中在城镇开发边界外以及划定为镇的城镇开发边界内，城市的城镇开发边界内仅限于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是充分发挥村庄规划作用，明确产业用地开发建设指标，探索通过编制特殊规划单位、地块详细规划等方式，规范规划条件，保障乡村旅游、采矿用地需求。三是加快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同步摸清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地类现状，形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张图”。四是参照安徽、广东等省做法，省级层面出台《入市工作指引》，明确入市工作的条件、流程、标准、监管等内容，为入市改革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四）“有稳有进”，探索多样化入市途径

全国农地入市已形成多种多样的入市路径，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多元化入市路径体系。一是鼓励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序开展农村宅基地、工矿废弃地等低效闲置建设用地整理工作，将腾挪出的节余指标调整至产业集中区域，以解决经济发展与入市土地供应空间不匹配的矛盾，实现省域异地调整入市。二是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出租（或弹性出让）管理，明确以出租方式入市所涉及的合同签订、登记、抵押贷款等事项，确保出租和出让享有同等权益。三是进一步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价入股、联营联建方式，结合入市改革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①同试点的契机，探索试点跨资源、跨权属、跨区域、跨层级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模式，具体模式部分参见附录三。

新时代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

中共肥城市委党校 刘慧

引言

当前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各地还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与挑战。具体来说，县域文旅融合通过政策协同、产业联动、文化传承和就业促进，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还未完全得到有效发挥。在此，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探索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策略。

一、肥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情况

（一）主体培育，扩面提质

坚持大规划引领、大项目带动，引进锦上添花、景域、读道文旅等知名企业，实施总投资25.4亿元的5个标志性重大项目。其中，十里桃花·桃源胜境项目构建起十里桃花风景廊道和鱼山里、桃源胜境、桃花源“一廊三区”空间格局，打造首个以“桃花IP”为核心的山岳主题景区，将过去仅靠品桃赏花吸引游客的单一景区升级为包含桃花流水漂流、桃园鹊桥等41个子项目的精品旅游区，

自试运营以来共接待游客40.58万人次，实现营收约485.86万元。深挖自然生态、文化底蕴、民俗风情等优势资源，累计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2个、省景区化村庄14个、四星级以上旅游饭店3家、三星级以上旅游民宿5家、3A级以上旅游景区18家，数量居泰安县市区首位。

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达到26家，较2021年底翻了一番，登记在册的文旅类市场主体达到1200余家，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融合旅游演艺、餐饮购物、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构建起镜湖露营基地、三娘庙金沙滩等一批具有沉浸感、体验性、互动性的旅游新场景，同时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打造龙山河夜游、春秋古镇夜市等文化街区，夜间文旅消费占比提升至25%。做好“百业+文旅”文章，连续举办三届“汶水之阳”马拉松比赛， 与山东卫视共同打造快乐向前冲·泰山桃花源赛道，带动25万名游客“跟着赛事来旅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东方时空》、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累计报道肥城市相关典型做法179条，同时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年均发布推介视频，全网传播突破10亿次。

二、肥城市文旅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文旅融合还不够深化

一是资源开发与挖掘不足。桃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多停留在表层展示， 缺乏对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与活化利用，如桃木工艺等非遗项目传承形式单一， 未能有效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二是产品同质化严重。文旅项目（如依托泰山辐射的“一日游”）以传统观光为主，缺乏差异化创新，民俗表演、文化街区等与周边地区内容雷同，未能结合本地特色推出创新体验（如将桃园采摘与健康疗愈相结合），难以形成独特的吸引力。三是基础设施与服务存在短板。部分景区交通不便，节假日肥城核心景点拥堵率超80%，如停车场、导视系统、Wi-Fi 覆盖、多语言服务及无障碍设施等智能化管理水平较低；住宿、餐饮等配套条件参差不齐，影响游客体验与停留意愿。四是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文旅、农业、住建等部门职责交叉，审批流程冗长，文旅项目落地需多部门许可，资源整合缺乏统一机制。

（二）重点项目对外吸引力低。

一是重点项目缺乏吸引力。以“梦幻桃花源”“桃源胜境”为代表的标志性项目，虽定位为区域文旅引擎，但产品形态与周边的“大宋不夜城”“九曲黄河万里情”等景区高度同质化——均以仿古街区、民俗表演、灯光秀等传统元素为主，缺乏差异化文化IP的支撑。这种同质化竞争导致游客体验趋同，难以形成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二是项目客源结构呈现显著的地域性特征。重点项目市场辐射半径仅覆盖周边100千米范围内的短途客群，其中肥城市民占比约80%，而外地游客多以“一日游”为主，过夜率不足20%。这种客源结构直接制约了消费链条的延伸：游客停留时间短，对住宿、餐饮、夜间娱乐等二次消费需求较弱，无法有效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协同发展。据统计，在肥城市文旅综合收入中，门票收入占比超60%，而住宿、购物等衍生消费不足15%， 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三）旅游产品供给不足

一是假期期间，全域市场缺乏“跟着演出、赛事、影视、非遗去旅行”等新型旅游业态，目前在现象级爆款项目的打造、热点事件的营销运作以及沉浸式体验产品的开发方面仍处于概念认知阶段，缺乏实际操作与深度落地的行动支撑，尚未形成网红效应或文化引爆点。二是现有景区冷热不均，牛山、翦云山、云蒙山等传统山岳型景区以登山观光为主产品，泰山牡丹园、肥子茶园等

休闲农业项目仅可提供赏花、采摘、露营等简单产品，陶山、吕仙村、布金山、石横特钢集团等景区暂无实质性旅游产品。春秋古镇、黑牛山村等景区未能结合自身历史背景打造专属IP，导致游客体验相似；串联旅游线路因部分景点产品类型重复，难以形成“各有亮点、相互补充”的链条效应，降低了线路的吸引力和游客的游览意愿。

（四）推介宣传系统谋划不够

一是宣传谋划欠缺全局站位，聚焦“吃住行游购娱”特色资源，未能形成主题鲜明、线路合理、优势互补的“一盘棋”格局。目前，肥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均有特色资源支撑，却因缺乏统一主题串联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例如，宣传“黄河大集·肥城农特美食展”时，仅聚焦美食本身的风味特色， 未关联桃文化衍生的桃胶甜品、桃木餐具等“桃元素美食”。这种碎片化宣传使得“吃住行游购娱”沦为零散的消费场景，无法让游客形成“体验肥城、感知桃韵文化”的整体性认知，核心IP的市场穿透力被大幅稀释。二是宣传供给与市场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内容仍较多停留在景点介绍、活动预告等常规层面， 故事性、互动性、共鸣感不强，信息传播“广种薄收”现象依然存在。比如， 对刘台桃花源、牛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的宣传介绍，仍停留在“面积多少亩” “有哪些景观”的基础信息层面，未能结合游客“放松身心、探索文化”的核心动机，也未能挖掘资源背后的情感价值与体验亮点。三是重点景区宣传形式单一、渠道有限、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强大的市场合力。比如，春秋古镇以春秋文化为灵魂，宣传中却多聚焦“古建筑风貌”的静态展示，忽视了文化内涵的场景化表达——没有推出“左丘明故事演绎”等互动内容，使得文化资源沦为“没有故事的建筑”。这种“重景观、轻体验”的固化形式，让各景区宣传陷入同质化竞争，难以在泰山、曲阜等周边强势文旅IP的辐射下形成记忆点。

三、推进肥城市文旅融合进一步发展的举措

（一）加大文化产品供给

一是以群众文化需求为核心导向，创新文化演出呈现形式，精心构建涵盖群文活动、非遗展示、艺术演出的多元文化产品矩阵。二是精准锚定周末、重要节假日等群众休闲黄金节点，重点在梦幻桃花源、桃源胜境等核心景区加密文化活动频次，不断丰富景区业态、集聚现场人气，让游客在游玩休憩的同时深度感受文化魅力，切实提升文旅融合体验感。

（二）做实“串珠成链”文章

一是对现有景区进行主题细分、统一规划，围绕“一景区一特色”制定差异化发展方案，加快落实实施。二是加强部门、区域协同，主动融入“泰山+” 文旅格局，通过产品、线路、交通等方面的科学组合，吸引泰山游客延伸至肥城，在肥城过夜，扩大“有效”客源市场。三是加快制定“引客入肥”奖励政策，与客源地旅行社加强合作，推出“肥城一日游”“周末休闲游”等线路产品，提高外部游客占比。

（三）深化宣传统筹规划

一是强化宣传工作的整体化谋篇布局，将宣传工作与旅游产品打造、服务优化 深度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链条，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打破资源 壁垒，构建“点线面”结合的旅游宣传与产品供给体系。二是紧扣桃源胜境、 梦幻桃花源、五埠村等重点景区的核心吸引力，以其为辐射原点，精准串联特 色民宿、星级酒店、乡村景点、文创企业、文化场馆等多元体验节点，精细化 打磨优化“一日游”“二日游”等主流产品形态，推动旅游产业从“单点

打卡”向“全域体验”升级。三是强化政企联动，搭建宣传推广联盟，整合景区、酒店、旅行社、文创企业等资源，形成宣传合力。四是深化媒体矩阵合作， 打破渠道“点状传播”壁垒。针对当前景区宣传渠道分散、覆盖有限的问题， 加快建立多层级媒体合作体系，实现宣传渠道从“单点输出”到“全域覆盖” 的升级。

（四）加强营销创新

一是强化权威媒体合作，塑造品牌公信力。主动对接中央电视台旅游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等央媒、省媒平台，围绕“桃文化”“君子文化”“春秋文化”核心IP策划专题内容。通过权威视角挖掘景区背后的文化价值，既弥补各景区“自说自话”的可信度短板，又借助国家级省级平台扩大肥城文旅的全国影响力。二是持续深化媒体合作，联合市委宣传部、文旅局、人社局，面向景区工作人员、导游、本地文化爱好者，开设“肥城文旅传播人才培训班”， 加快培养一批熟知肥城历史、精通现代传媒的导游、主播等行业人才，讲好肥城故事，全面提升肥城市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结 语

肥城市在推动文旅融合与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在产品供给、项目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未来，应以深化融合、强化统筹、创新营销为抓手，加快构建全域化、特色化、高质量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为县域文

旅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 焕发芜湖“近悦远来”的城市魅力

芜湖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2026年6月19日）

一座城市的规模、竞争力、宜居水平、辐射能力，都离不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增效扩容，是做大做强城市、实现产城融合、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按照市委的部署，市政协党组2025年11月开始前瞻谋划服务业发展。经协商，确定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两个议题列为2026年度政协重点民主协商计划。

4月24日，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暨“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 深化‘两业’融合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专题建言。

6月18日，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暨“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焕发近悦远来的芜湖魅力”专题协商会、市委书记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对生活性服务业进行专题建言。为高质量做好课题研究，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先后赴深圳、合肥、苏州、常州、许昌等地，调研走访企业、单位40多家，召开座谈会16次，深度研究把握关键核心举措。为展现政协履职成果、助力提升芜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本报现将市政协专题调研组的建议予以摘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能够提升城市能级、彰显城市魅力、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配套服务、做强人才支撑、拓展消费场景、创造新的需求，形成“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城市生活环境优化—人才近悦远来—产业升级集聚—人口稳定增长—城市能级提升”的递进闭环。

当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7.7%，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4%。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提升至50%以上。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广阔、潜力巨大，需持续增强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

我市正处在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的关键跃升期，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符合芜湖城市发展阶段和产业发展规律。市委推进“双增双促”战略，既是优

化产业结构、回应民生所需的务实举措，更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锚定目标、细化路径。作为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是贯通“双增双促” 的战略关键。首先，是“增人口”的核心引擎。城市发展短期靠产业聚人、长期靠服务留人，优质医疗、教育、养老、托育、消费服务等，是集聚人口、留住人才的最硬实力。其次，是“促就业”的主要渠道。生活性服务业覆盖面广、就业容量大，是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的坚实支撑。第三，是“增收入” 的重要源泉，通过产业提质带动经营性收入和劳动报酬增长，通过优质服务降低生活成本、提升居民真实获得感。第四，是“促消费”的关键阵地。顺应居民消费从“买商品”向“买服务”升级趋势，激活本地内需，吸附域外流量， 形成内外循环互促新格局。抓生活性服务业，就是抓人口集聚、抓民生保障、抓收入增长、抓消费升级，与市委“双增双促”战略部署高度契合、内在统一。

当下，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本质上是对人口流量、消费增量、发展存量的深层竞争。杭州、苏州、常州等长三角先发城市已出台专项政策，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十五五”倍增目标。我市需及早发力、加快突破，以品质提升为核心、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持续扩能提质、个性化特色化服务做精做细。

“十五五”开局，我市生活性服务业进入提质扩容、创新发展的战略窗口期。在具体思路的谋划上，需牢牢把握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路径、发展生态、发展保障等六个方面，体系化推进。在重点发展方向的锁定上，建议聚焦“6+2”八大板块。其中，品质消费、电子商务、数字创意、文旅体娱、健康医疗、教育培训等领域体量较大、支撑作用突出， 形成6个优势板块，进一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养老托育、住宅焕新与智能家居体量相对较小，但增长空间巨大，加速形成2个高成长板块，持续大力培育，激活发展动能。

一、做强优势板块，聚力六大核心领域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增效

1. 品质消费。品质消费是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提升城市能级、增强区域消费磁吸力的重要引擎。建议：一是提升商业载体，优化空间布局。构建“一核四极多节点”商业网络，加快城东、城南商圈建设，推进华润万象城等标签级项目落地。推动现有综合体、商超提档升级，完善“芜优消费”严选体系，打造一批多元、复合、集聚的消费新标杆。二是做强老字号与首店经济。实施老字号焕新工程，引导餐饮、非遗类老字号提升品质、做大规模、做强品

牌。积极布局科技潮玩、文创设计等契合芜湖产业气质的特色首店，打造具有芜湖辨识度的首店生态。三是打造汽车消费高地。争取奇瑞新品首发、爆款车型、最优商务条件在芜集聚，推行“政府消费券+厂家直补+经销商让利”叠加政策。推出“车生活”联动权益包，打造一体化消费闭环。布局“车文化”体验中心，打造汽车文化主题街区、改装营地，常态化举办车展、车主嘉年华等活动。四是坚持“一街区一特色”。结合古城、工业遗存、铁画等本土元素打造沉浸式街区，推动街区融合夜间经济、国潮经济、青年消费，打造具有辨识度的街区IP。

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数实融合的核心引擎，是内需增长的核心动力、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建议：一是深化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围绕汽车等主导产业，培育垂直工业电商平台。围绕智能小家电、休闲零食、玩具、羽绒等特色产业带，打造“产业带+直播+供应链”集群。二是精准头部企业招引。深化与抖音、京东等重大平台合作，联合打造区域直播总部及仓储分拨中心，争取平台流量倾斜。靶向招引食品、美妆、家电、3C数码等领域头部品牌与运营机构。三是构建跨境电商生态。重点扶持慕晨国际、悠派科技等冲刺独角兽，拓展“新三样”跨境出口，加密国际航线、完善公共海外仓布局。引进合规、品牌运营等专业服务机构，全面提升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能力。四是培优多元电商业态。建设综合型直播电商产业园，举办直播电商节等活动。深耕即时零售、社区团购，做大“名门甄选”等本土企业。整合“芜湖大米”等本地农产品打造统一公共品牌，推动“电商+农业+文旅”融合发展。

3. 数字创意。数字创意赋能城市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是新的经济增长极。建议：一是提升“链主生态培育力”。依托三七互娱、奇瑞速美达等链主定向招引。释放哔哩哔哩等平台“以商招商”效应。设立全周期产业引导基金，推进“基金+招商”。二是打造“场景开放+订单导流”的垂直孵化生态。依托芜湖古城、古镇、博物馆等零成本取景场景，以及方特、松鼠小镇等文旅消费场景，建立“场景开放清单”。联合链主发布外包订单，配套合规与出海服务，形成孵化闭环。三是搭建AIGC供需对接平台。开放政府及国企的科普、公益等内容需求，面向本地中小微团队公开征集方案，通过“以单育企”的方式助力初创团队。四是打造园区Token公共服务平台。由政府或国企自持算力池， 变“先付后补”为“即享即用”，让数字创意团队按需取用、低成本调用。五是构建“链主+载体+跨界”三级圈层：链主开放IP资源；神山智谷聚焦游戏+AI、

华强园聚焦动漫、大砻坊聚焦微短剧；推动数字创意与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跨界融合。六是推动产业链向应用层延展。引进培育电竞赛事品牌，构建“赛事举办—内容生产—粉丝运营—商业变现”完整产业链。发展谷子经济，围绕本土IP开发衍生品，推动“文化IP+芜湖制造”融合。七是提升服务质效。简化游戏、动漫、微短剧审批备案流程，设立专属服务窗口。扶持网络文艺作品， 形成“算力支撑创作、创作催生精品、精品带动产业”的正向循环。

4. 文旅体娱。文旅体娱是彰显城市魅力、激活消费活力、打造“欢乐芜湖 ”品牌的核心承载。建议：一是立足“一区一风貌、一片一主题”，打造城市体验新空间。市中心片区发展夜经济、首店与沉浸式业态，打造成长三角知名的 “城市大休闲”首选地和“欢乐之城”会客厅；城东打造休闲度假区；城南、江北承接大型演艺赛事；城北发展工业研学游，打造产城融合体验区。推出“ 抵芜即游”精品线路、特色旅拍和“芜湖五件套”文旅产品，推荐本土特色美食、 “文旅”打卡景点、高品质文体赛展、高性价比酒店和购物商圈。二是立足“ 一镇一主题、一域一特色”，打造乡村微度假新格局。高水平推进安徽芜湖野生动物园建设，使之成为长三角又一热点。聚焦周边2小时通勤圈，锚定亲子家庭、职工微疗养团队、轻户外爱好者等群体，主推“2天1晚”短途乡村旅游产品。三是立足“研学+”，打造全链“奇特之旅”新名片。整合工业制造、主题乐园、非遗传承、红色文化与自然资源，打造一个集“科技探秘、文化溯源、自然实践、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立体化研学体系。四是立足“赛事+”，打造全域体育新生态。构建特色赛事矩阵，做强芜马、“4+2”接力、“工BA”、高校大学生龙舟赛等自有IP，引入勒芒汽车赛等顶级赛事。推行“票根经济”，联动景区、商圈延伸消费链条。做强户外山野休闲产业，争创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

5. 健康医疗。健康医疗是集聚人才人口、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级的关键支撑。建议：一是扩大高水平医疗服务供给。加快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安定医院芜湖医院运营，导入优质管理、技术与品牌资源。支持弋矶山医院巩固A+ 等次优势，支持各医院错位打造特色专科，加速临床研究平台建设，推动GCP机构承载项目、专业覆盖、成果转化能力全面提升。二是构建便捷高效的就医服务体系。筑牢城区12分钟、乡村30分钟急救圈，打造皖南皖江区域会诊转诊枢纽。三是打造皖南皖江消费医疗标杆城市。聚焦医美、眼科、口腔、体检和中医药、康复赛道，构建标准化产业发展体系，推动扩容提质、规范发展。活化新安医学资源，开发节气康养、养颜抗衰等中医药康养产品。做强专科康复产

业，推出个性化、周期化康复服务套餐。四是推动医疗与本土产业跨界融合。布局车载医疗设备、空投急救终端、医用植入耗材研发，联动本土电子产业发展智能睡眠装备。

6. 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是投资于人、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建议： 一是以安师大为依托，推动基础教育质量整体跃升。大力推进“三名”工程， 推行紧密型集团管理，推动管理、师资、教研实质下沉。布局科学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二是以学科建设为重点，推进高等教育扩容提质。支持安师大冲刺双一流，安工程和皖南医大申报博士点。跳出学科“小逻辑”，融入产业“大逻辑”，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三是以校企合作为抓手，深化产教融合。建立市级职业教育统筹推进机制，依托龙头企业组建全产业链产教融合共同体。聚焦县域支柱产业布局职业院校，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四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丰富优质教育培训供给。用好高校、企业、科研院所优质资源，打造全域终身学习场景。靶向招引国内头部教培机构，搭建跨部门智慧监管平台。

二、培育潜力板块，聚焦两大重点赛道构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新增长极

1. 养老托育。养老托育产业，既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又是有效促进人口增加、服务和吸引产业人才的关键举措。建议：养老服务业方面： 一是引培高端标杆。招引泰康、国寿落地CCRC高端康养项目，探索“国企拿地、头部运营”模式。依托海螺蕾娜范打造本土高端标杆，深耕失能老人专业照护赛道。二是健全中端体系。依托宜居等本土养老企业扩充中端床位。联动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及市五院，增设安宁疗护床位，提供慢病管理、康复理疗等一体化服务。三是织密普惠网络。推广“物业+养老”“养老顾问+家庭医生” 双签约模式，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四是补齐农村短板。推行乡镇敬老院与卫生院协作，建强县级失能照护中心。五是培育智慧养老产业。支持重点企业研发康复护理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等养老产品。托育服务业方面：一是完善政策标准。出台乳儿班、托小班建设运营规范，对低龄托育机构给予专项补贴。二是强化普惠激励。扩大家庭入托补助覆盖范围，建立普惠托位限价与补贴联动机制。三是丰富供给场景。依托宜邻中心、产业园区等拓展托育服务，布局夜间托、周末托等灵活托育业态。四是规范行业管理。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专班，强化常态化监管。开展托育机构星级评定，搭建线上服务评级平台，实现托育服务一屏通办。

2. 住宅焕新及智能家居。培育发展住宅焕新与智能家居产业，是对冲房地产下行、激活消费新动能的有效之策。建议：一是大力推进老旧住宅焕新。开展存量住宅焕新需求摸排，建立动态数据库。制定基础焕新、品质提升、适老、适幼、智能融合等五类需求改造标准。推行“区域统筹、整体打包、一体化实施”组团焕新。二是扩大智能家居普及。鼓励将智能家居应用纳入规划设计等环节。将燃气泄漏报警、智慧用电监测、智能门禁、烟感报警、电梯物联网列为小区改造必改必配项。破除设备兼容壁垒，推广统一通信协议与接口标准， 建设市级智能家居兼容测试平台。三是搭建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打造市级住宅焕新智慧服务平台，实行集成服务商白名单+黑名单+星级评价制度，推行统一合同示范文本。线上建设VR样板间等，实现方案可视化、报价透明化、监管全程化。线下建设实景体验厅，引导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焕新老房子。四是做强集成服务企业。精准招引鲤享家、居然智家等国内领先的一体化集成服务商。筛选20家以上本地优质企业开展转型提升，组建住宅焕新服务联盟。五是建设示范标杆项目。打造既有住宅焕新示范片区、新建智慧住宅标杆项目、适老化适幼化等高频刚需场景示范样板。

三、坚持体系化推进，以高质量生活性服务业焕发芜湖魅力

1. 聚焦力量整合，强化顶层设计。一是建立工作专班机制。统筹协调各部门、各载体工作力量，像抓制造业一样抓生活性服务业，形成市商务局统筹， 市发改委、教育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卫健委、市监局、体育局、数据资源局、统计局和市税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主抓，“县市区+开发区”联动推进的工作机制。二是建立“1+8”政策体系。全市层面出台1个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聚焦生活性服务业8个板块制定8 个实施方案，并配套出台支持政策。引导各载体根据各自特点，出台一批靶向精准、务实可行的工作举措。三是创新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生活性服务业标准、服务质量监测评价和信用监管体系。强化产业统计监测，定期发布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指数、消费景气指数。

2. 聚焦要素保障，夯实产业支撑。一是强化人才要素供给。创新校企协同范式，“订单式”培育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服务业紧缺人才。精准柔性引进医疗学科带头人、教育名师、AIGC创意等高端人才。完善紫云英人才激励机制，将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二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探索“建设补贴+运营激励”模式支持消费场景开发，在建设阶段给予资金支持，

在运营阶段根据客流、消费转化率等指标进行奖励。设立服务业企业专项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创新首店贷、康养贷、托育贷、家装焕新贷等金融产品。三是强化土地用房保障。优化产业用地布局，盘活工业、商业闲置资源和城乡闲置房屋。对康养托育、数字创意等项目，给予场地租金减免、装修补贴等支持。

3. 聚焦市场主体，梯度联动发展。一是实施链主企业引育计划，精准招引 国内外行业头部企业及其区域总部、研发中心、运营中心落地芜湖，对重大项目实行专项保障。全力扶持三七互娱、三只松鼠、耿福兴、大江市集等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向平台化、生态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二是实施中小微服务企业提质培优行动，摸排梳理全市专精特新、特色小微生活性服务企业，引导其聚焦细分赛道深耕细作，促进“个转企、小升规”。依托各类产业园区、商业街区等载体，推动小微企业抱团发展、集聚发展。三是强化联动发展。引进培育品牌策划、电商代运营、跨境合规等高端专业服务机构，为生活性服务业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鼓励各行业组建产业联盟、行业协会，推动企业交流合作、资源共享，构建产业圈层。

4. 聚焦基础设施，补齐硬件短板。一是完善“城区核心+镇街枢纽+村（社 区）级节点”三级生活服务体系。持续完善15分钟幸福生活服务圈，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全覆盖、均等化。二是升级消费基础设施。重点推进中山路步行街、八佰伴、万达广场等核心商圈业态迭代升级。完善汽车消费、二手交易、会展赛事等硬件配套，构建层次丰富、全域覆盖的服务载体，激发消费活力。三是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加快补齐跨境海外仓等新兴产业配套设施。完善市域重点景区、乡村微度假、近郊休闲配套设施，持续提升文旅项目留宿能力和消费承载能力。

5. 聚焦数智赋能，驱动迭代升级。一是打造“城市生活大脑”。打通卫健、医保、民政、教育、文旅、商务、住建等领域数据资源，实现消费热度、人流密度、供需缺口等产业运行态势实时监测、智能分析、精准预判，赋能企业业态创新、产品研发、场景落地。二是打造便民服务“总入口”。统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等各类资源，打造“芜优生活”总平台，实现就医挂号、托育报名、文旅预订、旧房焕新等事项一网通办、一键直达。创新社区集成服务模式，将宜邻中心等社区综合服务的“流量入口”建成“价值中枢”。三是实施算力赋能生活服务专项行动。对OPC创业、AIGC创作、数字人运营、智慧医疗研发、AI教育训练等算力应用场景给予专项补贴。推动智慧教育、智慧康养、

全屋智能等新业态规模化落地。

6. 聚焦品牌建设，焕发芜湖魅力。一是深化区域合作。积极吸引国际知名品质消费、健康养老等机构落户芜湖，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推动“芜湖服务”走向域外。加强与沪苏浙合作，通过标准共建、品牌引入等方式承接优质资源。全力打造皖南皖江区域医疗、教育、消费、文旅服务中心，提升域外流量吸附力和产业辐射力。二是打造“芜湖服务”品牌矩阵，重点打造“就业芜优”“芜优消费”“宜学芜湖”“美食之都”“颐养之城，善育芜湖”等品牌，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的“芜优生活”。三是构建“城市IP+产业IP+企业IP”联动传播体系，推动奇瑞、芜湖机器人“六小龙”、三只松鼠、方特等本土企业品牌与城市品牌深度融合、联动出圈，以品牌故事化、故事情景化、情景体验化、体验社交化的方式提升城市共情力， 全面提升芜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知识产权司法如何更好保护促进科技创新

联合调研组

（2026年6月16日）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 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地位更加凸显。国际知识产权治理格局亦面临深刻变革，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知识产权法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纷纷调整司法体制以适应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 我国亦不失时机启动了相关改革：经党中央批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日正式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建立起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法庭集中审理。在多年实践中，知识产权司法服务科技创新成效如何？目前还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如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与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成立联合调研组， 深入司法一线现场走访、座谈交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在保护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

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探索创新审理方式，总结提炼裁判规则，积极为知识产权纠纷定分止争，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行为规则。2019年至2025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审结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一审案件126593件，知识产权法庭共审结相关二审案件23069件。

针对裁判标准不一、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提高审判质效，为科技创新提供法治保障与稳定预期。过去，涉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的一审一般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指定的50家左右中级人民法院（含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二审上诉至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标准不尽统一、判赔额整体较低，影响科技创新主体对成果保护的信心和预期。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从体制上克服了由管辖地域差异带来的裁判尺度差异，让裁判规则可重复验证，确保创新成果的判赔金额只因价值而定，不因地域有别。针对判赔额度偏低问题，知识产权法庭杜绝侵权损害赔偿确定的“通用化模板”和“差不多逻辑”，通过科学合理评估权利人的损害结果来确定赔偿数额，已有74案获超1000万元高额赔偿，合计金额超52亿元；59案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金额合计超20亿元。

针对无序竞争现象，加大惩治力度，营造良好竞争秩序和公平市场环境。

“内卷式”竞争、市场分割扰乱市场秩序，是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专利碰瓷等不诚信诉讼行为给科技创新主体带来很多无谓摩擦。对这类现象，知识产权司法重拳出击。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审结垄断实体案件212件，在69案中认定构成垄断，涉及医药、通信、电商、教育、建筑等诸多领域。审理两大电商企业“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引导双方共促消费。在全球行业头部企业间涉“光学镜头”专利无效系列案中， 通过有效释明应如何正确申请相关领域发明专利，促成两企业主动撤回起诉并认可行政审查决定。在露某美公司诉宇某科技公司专利侵权案中，露某美公司在一审认定宇某科技公司不构成侵权、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仍然在二审中请求先行判决宇某科技公司赔偿8000万元，给对方当事人施加额外的诉讼压力，但在庭审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将其诉请确定为500元，意在规避主张高额赔偿诉请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二审判决书直言不讳谴责露某美公司行为“可谓既精心算计，又反复无常”，驳回其上诉并判令其全额赔偿宇某科技公司反诉主张的经济损失，还无辜被诉者以清白，让恶意诉讼者付出代价。

针对企业陷于诉累而导致创新成本增加等困扰，坚持实质解纷，推动产业创新。对科技型企业和科研人才而言，时间和精力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如果他们身负诉累、心感煎熬，必然导致有意创新却无暇投入。同时，诉讼双方往往是同行竞争对手或产业链上下游等关系，长年累月的诉讼纠缠不利于产业创新发展，造成对现实生产力的浪费甚至破坏。对此，知识产权法庭通过调解、和解推动实质解纷，以“一案之结”促成“多案之解”，帮助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创造上，积极推动“诉讼之际”转为“合作之机”。北京某协会起诉某建设公司，认为其在工程项目施工中使用的技术侵犯了自己的专利权。知识产权法庭全面了解双方实际诉求和情况，清晰说明本案的诉讼风险以及后续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针对争议最大的侵权认定问题，创新提出“事后许可”的解决方案，即由建设公司向协会支付专利使用费，获得该专利的合法使用权，既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工程停工造成的损失，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还达成了后续商业合作。7年多来，知识产权法庭民事二审实体案件整体调撤率超过37%，而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与创新型国家地位不匹配问题，坚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科技创新拓展全球资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面临的涉外法治问题也日益复杂，国际上曾长期存在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司

法公信力的质疑。知识产权法庭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累计受理涉外国当事人案件超2600件，审结超2100件。“DAKS系统”技术秘密侵权案、“轮胎成型机”专利权属案、“恩扎卢胺”专利无效案、“CETP抑制剂” 专利授权案、“司美格鲁肽”专利无效案等诸多案件审结后，外方当事人纷纷表示，知识产权法庭的裁判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公正、透明、非歧视的司法环境，增强了外国企业投身中国市场的信心。如今，越来越多外国企业选择到中国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法庭新收涉外案件年均增长18.7%。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对调研组说：“从制度建设到落地实施，中国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企业专心创新创造、保持长期投入吃下定心丸。”知识产权法庭还注重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司法之声，坚决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和发展利益，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则标准。在审理涉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Wi-Fi6”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中，依法作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首例具有“反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支持专利权利人正当维权，推动中外当事人就涉及境内外6家法院的16起诉讼达成一揽子和解，提升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

二、当前知识产权司法面临哪些问题

从知识产权法庭的司法实践，调研组看到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司法改革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科技发展的坚实步伐和显著成绩。同时，调研也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

新兴领域法律适用亟须应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科技迅猛发展，对法律适用提出一系列新需求。面对这些无例可循的新领域， 知识产权司法不仅要解决复杂侵权行为样态定性、技术事实查明、停止侵权责任履行方式、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遏制滥用权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新型疑难问题，而且面临着与科技创新动态的“时间差”、对科技创新实践的“理解差”、对科技创新价值的“计算差”等带来的挑战。以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为例，目前涉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越来越多，但专利整体质量良莠不齐，业界对相关专利权保护亦存在不同看法。如何区分真正的原始创新成果和一般的发明创造，避免不适当地扩张专利权保护范围，防止“假创新”碰瓷“真创新”？如何着眼防范化解风险和激励科技创新两方面需要，实现既保稳定又促发展？什么样的裁判方式真正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和行业发展实践，真正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些都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的重要课题。

服务对外开放能力尚需提高。知识产权司法在护航科技创新主体、创新成果“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尤其是相关涉外诉讼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和短板，运用相关国际规则的本领还不够强，涉外案件审理效率不够高。比如，我国一直实行专利侵权程序与专利无效程序“二元分立”，即在专利侵权程序中，被诉侵权人质疑专利权效力时，需另行启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并申请中止专利侵权程序，这种“双边作战”让本应“一案两审、一年左右即可解决”的纠纷变成“两案五审、三五年也未必有定论”，且导致专利侵权裁判结果“翻烧饼”问题突出。再如， 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了涉外诉讼制度，但因司法文书涉外送达方式有限， 向域外当事人送达仍难以顺利进行。又如，实践中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比例极低， 但大量案件当事人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乃至进一步提起上诉变相拖延案件审判，极大拉长了纠纷解决周期。总的来看，当前涉外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效率问题尤为突出，一定程度上消耗着逐步积累起来的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司法保护组织基础有待优化。我国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以来，实现了对原有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的重大改革创新，实践成效显著，但运行中也出现一些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四个不相适应”：一是大量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飞跃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与我国四级两审制的基本诉讼制度不相适应；二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二审案件，与其重在审判监督指导的职能定位不相适应；三是对知识产权法庭二审裁判案件不服只能向本院申请再审，与我国整体审级监督制度不相适应；四是知识产权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机构，人财物保障与承担的繁重任务、重大使命不相适应。此外，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才专业门槛高、培养周期长，全国法院仍普遍存在专利审判人才特别是涉外专利审判人才数量不足、队伍不稳、培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力量，知识产权司法应立足法治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健全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能力、提高质效，更好保护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才能真保护创新、保护真创新。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司法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4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基本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牵引、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33个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业务部门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体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明确

提出，健全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清晰、系统完备的司法保护体制。目前，

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法治需求为牵引，着力解决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司法体制机制，理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与基本诉讼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的关系，明确各级知识产权审判组织的职能定位，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业化水平。

新兴科技领域的“事”与“势”，都是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必须关注的对象。在新兴领域矛盾纠纷涌入法院、而法律尚无明确规则的空窗期，迫切需要通过公正司法制止侵犯他人科技成果等不法行为。这就要求，一方面，审慎对待每一件“史无前例”之“事”，及时总结经验，明确和统一裁判规则，强化典型案例示范作用，给市场和社会树立正确导向、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准确把握科技创新、行业发展之“势”，不断学习研究、更新观念，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积极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文件， 探索新兴领域治理方式，促推新兴领域和未来产业在法治轨道上安全、健康、有序发展。

把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起来，提升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当前，面对涉外送达难、滥用管辖异议、程序“二元分立”和“禁诉令”、“反禁诉令”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法律规范、完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等方式推动解决。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度高、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要整治到底、震慑到位。对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应研究制定相关防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评价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归属与行使制度，实施好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形成有力制约手段。服务保障科技创新不能闭门造车，知识产权司法必须更好承担起推动国际合作任务，坚持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更加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着力将中国打造为国际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优选地。同时，优化跨境司法协作安排，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 依法保障我国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关键在人才。针对当前突出的知识产权专业审

判人才不足问题，各级法院既要坚持“苦练内功”，加大人才引进和定向重点培养，又要重视“纵横交互”，完善法院与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之间的人才双向交流锻炼和全国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才上下交流培养等机制，让人才培养贯通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前端与诉讼后端、一审与二审。扩大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实现技术领域全覆盖，不断健全以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基础，以专家辅助、专家陪审、技术鉴定、技术咨询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司法机关协同合作，推动理论研究与一线实践相互结合、彼此促进，培养一批熟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和国际政治、对外经贸等涉外领域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 以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梁乾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可能面临育人协同性不足、精准度不高等挑战。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构建“6106” 管理育人体系，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协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育人模式。本文结合该校实践，探讨其经验与启示。

一、育人现状分析

（一）人员结构层次有待改善

从高校学生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任务来看，党员力量的分布与发挥仍存在提升空间。教职工职称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中间层次的中级职称人员过少，高级职称人员数量相对不足，导致工作经验传承和专业能力提升的中间纽带薄弱，不利于开展高水平的学生工作研究和创新实践。

（二）学生心理问题还有隐患

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生结构差异、原生家庭教育等因素影响，部分学生存在心理隐患。通过开学季对新生心理健康筛查，发现有心理疾患的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对心理“高关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