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防范数字技术给基层治理带来的新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央层面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得到明显遏制。各类冗余APP和工作群的清理、打卡签到和积分排名的规范，让基层干部从数字治理负面效应中有所解脱。然而，形式主义的顽固性，以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数字技术应用带来隐形负担。为推进整治形式主义，基层清理了一批APP，规范了打卡签到，但基层干部的数字负担并未如期下降，反而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首先，减负政策催生了更多的线上会议。为规避对线下会议数量的考核，许多工作从会议室转移到了视频会议平台。一个正常会议，可能被拆解为早调度、晚复盘、短碰头。这些线上会议时长虽短，但频繁打断基层干部的正常工作节奏，实际占用的注意力远超过会议时长本身。其次，任务下达从平台留痕转向即时通信。与过去集中派发到平台不同，现在任务以工作提示、紧急通知、临时调度的形式随时出现，要求立即回复、马上落实。任务本身未必繁重，但持续的心理消耗和注意力切换成本，构成了一种难以量化的隐形负担。最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数字留痕从强制性打卡演变为内卷化晒工作。虽然不再强制要求签到、积分排名，但仍需要基层干部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做到工作成效的有效呈现与及时反馈。为此，基层干部需要精心梳理工作亮点，以直观、精炼的形式进行信息传递，在高效执行的同时也确保上级部门精准掌握一线动态，实现决策与执行的有效联动。隐形负担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工具本身，而在于上级对“可控性”、基层对“可见性”的需求，需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有效平衡。

算法强制减少了基层治理的弹性。数字治理平台的深度嵌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基层治理中的权力结构。上级部门借助平台获得了对基层工作全时段、全流程的监控能力，如任务自动派发、办理时限倒计时、进度排名等。技术手段使上级“可控性”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但基层的自主裁量空间同步被压缩，典型表现是系统派单式的执法与服务模式。在网格治理、数字城管、政务热线等场景中，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