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消费体系”

王先庆

2020年11月02日

来源：广州日报

不同城市和区域的消费体系建设，与各自的城市定位以及产业、市场、人口等因素有关。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应该根据各自的条件和因素寻找相应的消费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

广州是一个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人的超大城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之一，它不仅是直播电商、时尚定制等新型消费业态的发源地之一，而且更是华南区域消费中心和正在建设中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因此，广州新型消费体系建设既要与消费水平、产业基础、城市定位相匹配，更要具有培育新型消费引领者的战略远景和形成国际消费中心强大动能的战略设计。在具体对策方面可以从五个方向入手，形成主要着力点，经过三至五年，在全国率先建成国际性的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并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加速器。

以新商贸为着力点，引领和促进新型消费上台阶

新商贸的本质就是“互联网+商贸”，即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等方式对传统商贸的主流业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现“人、货、场”重构及创新升级。这种变革和重构，必然牵涉到传统商圈、商场、市场的功能调整以及客流、商流、物流的流动方向变迁。这就需要新的商贸园区或聚集区提供发展载体和平台，从而形成新商贸的创新中心和成长中心。

国内外经验表明，超大人流量才是形成超级消费中心的关键因素，将人流转化为客流和商流，必须从城市战略上进行布局。就广州而言，一方面，必须结合新型消费体系建设，重新进行商贸服务业和商业网点设施进行布局，打造一批新的商贸园区、商贸平台、新窗口，形成新商贸、新消费的试验区。例如，借鉴上海虹桥经验，及时对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南站等超大人流量的枢纽窗口进行规划调整，打造一批新商贸创新聚集区。另一方面，大力挖掘、提升和推广一批新型消费的龙头企业，如天河城及太古汇的时尚消费、正佳广场的体验消费、长隆的文旅消费、琶醍的夜间消费等。通过这些龙头企业的连锁化布局和示范带动，形成新型消费的氛围和格局，从而为广州新型消费体系建设提供更丰富的模式、场景和“打卡地”，不断提升广州新型消费在国内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以新基建为着力点，加速推进和完善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消费的产生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足够多的智能手机用户及畅通的互联网通讯体系、便利安全的移动支付体系和足够多的支付应用场景、高效发达的快递物流体系和配送网络。这种新型消费也正成为当前形势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强经济活力的最大动力来源，甚至正在成为实现“六稳”“六保”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抓手。因此，如何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对于一个城市和区域的创新发展来说，已经不再只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这种微观消费决策问题，而是事关能否顺应消费变革大趋势，培育发展新动能以及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等重大战略决策问题。

总之，新型消费离不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有效应用——无论是线上线下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与普及，以及与新商贸、新消费相关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例如，电商直播、远程会展、在线定制、跨境交易、在线诊断、视频谈判等新商贸活动，对网络的大容量、低时延、高速度、超清晰等要求就十分严格。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的保障，新型消费的发展和普及就难以为继，无从发力。因此，广州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应结合新商贸和新消费，重点布局一批与5G、大数据等相关的新基建项目，例如创建商贸大数据产业园区等，从而使科技创新与国际商贸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有机融合。

以新制造为着力点，推动新型消费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

广州处于华南“世界工厂”腹地，依托着珠三角二百多个特色专业镇以及近百个产业集群，在全国率先创新构建电商定制、电商直播等新型消费体系。以索菲亚、尚品宅配、欧派、衣邦人等一批定制类龙头企业为代表，通过云平台、在线设计、在线交易、在线服务、线下体验、智能生产等颠覆性流程变革，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云服务，真正实现了“消费引导生产”。与传统的消费和生产过程不同，这类新型消费业态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已经深度融合在一起，甚至消费者直接参与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并为此付费。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个性体验、品味情趣、精神价值等被深度挖掘，从而不断拓展了消费价值，而且丰富了消费内容和消费场景。显然，在这方面，广州可以结合现有的各类电商定制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全国的消费创新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以新媒体为着力点，促进新型消费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随着消费升级与产业、技术和城市升级的同步推进，传统科技、文化、创意、时尚、旅游、教育、运动、医疗等行业的功能也在变化，一个显著的变化趋势就是它们被赋予了更多的消费功能。在新型消费体系下，传统的“吃、穿、住、行”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低，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在这一趋势下，消费、商贸与旅游等深度融合，就成为必然，传统的观光式旅游也逐步被更丰富的个性内容所取代。

在这方面，广州发展新型消费有五个重点领域，通过对特色文化和旅游品牌的提炼，形成新的消费服务链和供应链：一是围绕将电商直播与工业旅游、农业旅游、文化旅游、康养运动等融合，打造一批重点消费园区和聚集区；二是围绕服装、珠宝、皮具、家具等优势制造业，以时尚创意、新品发布、个性设计等为内容，大力发展时尚创意消费；三是以广州美食、美景等为对象的旅游消费领域。以“广州嘉年华”为主题，大力推动以“吸引国内外消费者到广州过大年”为内容的国际消费节，打造具有全国标杆性的新型消费品牌；四是可以考虑在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南站，设立以免税商店或免税商品为对象的免税体验园区体验馆。

以新广货为着力点，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自有品牌消费体系

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内自主品牌商品消费的“新国货”概念正被广泛宣传和推广。而“新广货”无疑是“新国货”的浓缩版。以广州手信、广州老字号、广州名牌等广州知名品牌的商品或服务消费为重点，形成新一轮“广货”消费浪潮。2008年，结合“广货网上行”等举措，广州有过一轮“广货”促销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当前条件下，“新广货”的内容得以拓展，增加了一系列广州特色的服务品牌的消费，如广交会、美博会、广东时装周等，本身就可以吸引客人消费。同时，“新广货”除了包括原来的名牌产品、老字号外，还可以包括农产品、住房产品等消费领域和内容。例如，可以发展“岭南佳果”为主要内容的岭南特色的水果和农产品旅游消费。此外，还可以结合岭南水乡游、岭南购房游（具有岭南特色的住宅地产）、汽车自驾游等人气项目，深度挖掘具有广州特色、岭南风格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成就显著

王蒙徽

2020年10月23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三五”时期，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创新、担当作为、砥砺奋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为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住房发展向住有所居目标大步迈进。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不断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一是城乡居民住房水平明显提高。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新建住房质量不断提高，住房功能和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二是建成世界最大住房保障体系。“十三五”期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预计超过2300万套，帮助5000多万居民搬出棚户区住进楼房。截至2019年底，38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租房，累计近2200万困难群众领取了租赁补贴，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有效改善。大力发展小户型、低租金的政策性租赁住房，加快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住房公积金制度不断完善，2016年以来累计支持约2000万缴存人贷款购买住房，支持超过2000万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三是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基本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多措并举增加租赁住房供应，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住房租赁服务。四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以2000年前建成的住宅小区为重点，着力改造提升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发展养老、托育、助餐等服务，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2019、2020年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1400多亿元，支持各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惠及居民约1043万户。

城市建设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城市承载力、宜居性和包容度不断增强，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一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15年的56.1%提高到2019年的60.6%。2019年城市数量达684个，建制镇数量达21013个，城市建成区面积达6.03万平方公里。二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2019年底全国城市道路长度、轨道交通建成里程分别达到45.92万公里、6059公里，分别比2015年增长25.8%和97.4%。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98.8%、97.3%、96.8%、99.2%，分别比2015年提高0.7、2.1、4.9、5个百分点。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三是城市人居环境显著改善。2019年，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和绿地率分别达到228.5万公顷和37.6%，分别比2015年增加19.8%和1.27个百分点。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居民7100万户，覆盖率超过80%。60个排水防涝补短板城市排查整治1116个易涝积水区段，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90%以上。四是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国已公布13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共划定历史文化街区912片，确定历史建筑3.85万处，保护了大量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延续了城市历史文脉。五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深入查找和解决城市建设特别是在防范传染病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大力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功能修补，修复城市生态系统，着力补齐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加强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加快建设城市综合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全面落实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贫攻坚任务。“十三五”期间，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着力补齐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短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目标任务。2016年以来，累计支持522.4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改造危房，核验表明，全国2341.6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已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二是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共支持242.4万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贫困群众改造危房，有效保护了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做好定点扶贫和片区扶贫各项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口帮扶的4个定点扶贫县全部脱贫摘帽。持续加大大别山片区扶贫工作力度，推动片区3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一是农房建设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建立农村建筑工匠培养和管理制度，开展钢结构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建成一批功能现代、风貌乡土、结构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保的宜居农房。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国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超过90%，其中约75%转运到城镇终端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开展百县示范，制定技术标准，农村污水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三是传统村落得到有效保护。6819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中国建造”谱写新篇章。大力发展“中国建造”，加快推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一是建筑业支柱产业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2019年建筑业总产值、增加值分别达到24.84万亿元、7.09万亿元，分别比2015年增长37%和52%。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6.6%以上，带动了上下游50多个产业发展，为全社会提供了超过5000万就业岗位。二是建造方式加快转型。大力推广装配式钢结构等新型建造方式，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年均增长55%。促进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快速发展，城镇新建建筑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基本达到100%。三是工程设计建造水平大幅提高。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批世界级标志性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我国在超高层、深基坑、大空间、大跨度的高难度建筑工程，以及大型桥梁、水利枢纽、高速铁路等专业工程方面，设计施工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四是建筑业企业实力不断增强。2020年有74家中国内地企业进入国际承包商250强榜单。2019年具有中级工技能水平以上的建筑工人达579.8万人。五是建筑业“走出去”步伐加快。2019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729亿美元，新签合同额2602.5亿美元，分别比2015年增长12.2%、23.8%，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突破。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一是建立实施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健全完善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等方面指标体系，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二是深入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国家、省、市、县四级城市管理架构基本形成。三是不断完善建筑业管理体制机制，建筑业“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建筑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工程招投标制度不断完善，建筑市场诚信体系逐步健全。全面推进工程建设标准化改革，初步构建了与国际标准化通行规则相一致的新型标准体系。四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推进全流程全覆盖改革，审批效能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排名提升至全球第三十三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五是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深入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以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加快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治理体系，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共同创造美好城乡环境和幸福生活。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一是全力抢建医疗应急设施。在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等医疗应急设施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施工企业不讲条件，攻坚克难，按时保质完成了建设任务。二是切实保障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疫情防控中，全国广大市政环卫职工、物业服务人员和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不辞劳苦、坚守一线，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保障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疫情防控的需要。三是积极采取支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延续勘察设计、建筑施工、工程监理等企业资质，保障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和人员正常生产经营。出台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纾解企业和职工困难。减免国有房产租金，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四是统筹做好建筑工人返岗、建材供应、建筑工地疫情防控等工作，有序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复工复产。房地产市场二季度以来快速恢复，建筑业基本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十三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5年来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落地生根；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善于运用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系统思维，强化底线思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握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新机遇 推进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再深化

王昌林、晓琳

2020年10月22日

来源：光明日报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40年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创新绿洲，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围绕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举措，更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把深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

改革是成就深圳40年奇迹的源头活水，深圳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40年来，深圳通过一次次敢为人先的改革突破，汇聚了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培养出创新的城市特质，创造了边陲小镇成长为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奇迹。但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相比，深圳在原始创新能力、科技教育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经济快速发展，也面临新的制约和问题。对于超级大都市来说，要高质量实现“高位过坎”，必须要靠改革提供动力、靠改革攻坚克难。

特别是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等不利条件下，深圳发展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压力，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创新步伐。从区域发展看，深圳不仅要实现自身发展的跃升，更要在大湾区乃至全国发挥更强有力的引擎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中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面对新形势，深圳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更高效率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路径，打造全球标杆城市。

从全国看，深圳一直承担着先行先试为改革开放探路的重要历史使命。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用综合改革的方式推动一揽子综合性改革，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突破，提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为我国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再深化

《方案》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突出“四个强调”推动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未来一段时期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行动指南。

一是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圳的创新发展主要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包括培育市场主体、放手发展民营企业、构建包括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等，形成了“6个90%”（90%以上的创新企业是本土的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以及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来承担）的创新要素结构，进而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正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促进了深圳产业发展不断衍生裂变、转型升级，使其成为国内诸多地区中市场化程度最高、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最充分的城市。在新发展阶段，深圳要进一步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全面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实现市场要素高效有序流动、不断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构建面向全球竞争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沃土，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方案》为深圳全面打造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比如提出支持深圳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市场化机制改革方面给予深圳较大先行先试空间，有利于深圳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二是强调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深圳创新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源于坚定不移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正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大潮中，深圳通过加工贸易介入全球价值链，之后不断升级，逐步实现了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从“铺天盖地”向“顶天立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当前，深圳发展面临新的国际环境，既带来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重大战略机遇，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提升国际化水平。《方案》突出强调要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以制度优势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推动深圳向打造全球标杆城市迈进。这些重大改革举措，将为深圳开放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三是强调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40年来，深圳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之路。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深圳较好地处理了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较好实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实实在在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深圳创新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企业是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发动机，人才是第一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关键是要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生态，厚植创新创业的沃土，弘扬创新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方案》针对当前深圳和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机制，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这对于推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更大程度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和要素，提升深圳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四是强调经济、民生、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全面改革。40年来，深圳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在宜居宜业、社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与世界先进城市存在差距。为此，《方案》不仅对要素市场、营商环境、创新环境、开放型经济体制等经济领域改革作出部署，更对民生服务供给、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提出改革要求，对创新医疗服务体系、扩大办学自主权、优化社会保障机制、完善文化体育运营管理机制等民生重点领域的供给机制改革作出突破性安排，对深圳健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制度、提升城市空间统筹管理水平提出诸多创新性举措，为深圳打造城市文明典范、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深圳再次被赋予新的重大历史使命。深圳要充分发挥经济特区、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三区叠加”的战略优势，把握开展综合改革试点的历史机遇，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用足用好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全力支持，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以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激发活力、抢占先机、应对挑战，努力攻坚一批战略性改革和引领型改革，探索全国层面深化改革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改革的突破来赢得深圳未来发展的主动，以改革的活水形成深圳新时期跃升的新动能。

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分析

2020年10月15日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不仅增速下降，规模也开始出现减少；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过去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眼下，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挑战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给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创新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城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到来，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一些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变化，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规模，并提出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对策建议。

我国劳动力供给特征及趋势预测

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每年以千万规模保持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以2013年至2019年为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几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从总量看，我国的部分群体还存在就业压力，但就业总量已经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就业的结构性风险大于总量风险。当前，劳动力供不应求成为常态，表现为：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减少；二是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市场监测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扩张延缓推迟了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青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

从人口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三化”是指老龄化、少子化和农村空心化。劳动力供求呈现“五降一升”特点，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就业人数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

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产业、群体及劳动力供给质量等方面。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变等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内地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劳动力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为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返乡回流。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长期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下降。同时，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将继续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是现实目标。

基于趋势判断和已有的劳动力供给数据，我们通过相关模型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9.89亿人下降到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68.44%下降到65.17%，按照两项指标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2030年达到6.27亿人。

我国劳动力需求特征及趋势预测

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就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规模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越大，每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规模越大。比如，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的创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并不意味着就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可以预期我国就业岗位需求规模仍将不断扩大。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少部门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行业也多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随着我国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在实体经济领域，2019年我国工业企业用工下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断减少，从业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新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反映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变量。历次产业革命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破坏。同时，广义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就业的“创造效应”，随着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产品及中间产品的扩张,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综合来看，只要生产扩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

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们预测认为，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2020年的1.87亿下降到2030年的1.09亿，第二产业从2亿下降到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到4.9亿，综合三次产业我们认为，到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7.6亿。

积极应对劳动力供求变化

展望未来，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效率，我们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研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老龄人口增加导致更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二是研究出台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以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避免下一代际劳动力增长率继续降低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三是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应对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及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减少临近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

第二，减少就业结构性障碍，促进就业公平。一是减少就业性别、城乡及地域歧视，重视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深入研究我国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促进就业公平。二是加强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减少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中的机制障碍和求职成本。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惠共赢。四是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碍就业创业的壁垒，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基本权益。

第三，更好推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劳动力有序流动的研究，保障劳动者迁移、择业、社保接续转移等基本劳动权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二是促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进一步提升基层一线劳动者工作技能，加快学习和更新传统知识结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三是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研究乡村空心化和农村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加大农、林、牧、渔等产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技能培训力度，做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帮扶工作。

第四，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新时代呼唤新型劳动者。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深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提升我国劳动力技能素质水平，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加大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通用就业技能和基本职业素养。二是加快中专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以行业、岗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化定制及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三是着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引导社会资源投入职业院校发展，增加技工供给数量。

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

辛鸣

2020年10月09日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全球公共产品内容广泛，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世界更加真切地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21世纪最大、最可贵的全球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洞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创造，是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

顺应世界之变的时代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个极为重大的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宏大历史实践的日积月累，也是21世纪以来时代潮流蓬勃发展趋势的徐徐展开。“大变局”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全球发展的版图更趋全面均衡。20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是以西方大国主导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形成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但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开始走弱。虽然绝对力量的对比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强，但是综合考量或者用经济学一个概念，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边际”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很多守成国家，世界力量的分布格局不再是一边倒，开始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

二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世界经济结构、经济格局乃至政治版图。18世纪以来几次工业革命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轨迹。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让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相连，更加深度交融。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1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工业化塑造的社会，那么21世纪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将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整个世界都拭目以待。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哪一个国家引领主导了新的科技变革，哪一个国家就将在随后的社会变革中赢得优势、占据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科技竞争、包括高科技企业竞争在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白热化的道理所在。

三是“中国之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发出了“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宣示。显然，这是对历史的短视。世界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中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40多年一枝独秀的发展奇迹与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而西方社会则是“黑天鹅”频频飞起，“西方之乱”此起彼伏，内部矛盾积重难返。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明对比，使得“马克思主义破产论”破产、“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历史终结论”终结，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深刻转变。现在西方一些政客之所以时时诋毁中国、事事遏制中国，无厘头、非理性的背后是对其社会制度命运的恐慌和丧失自信。

“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是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做历史的促进者，做时代的偕行者，要有引领新时代的新理念，有顺应新变化的新方略，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破解世界治理难题的大国担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向的新世界，不会自然而然就到来。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的作用尤为突出。作为大国意味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更大担当，而不是对世界事务为所欲为的搅局、对人类权利肆无忌惮的践踏。

但是，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罔顾时代潮流与社会期待，对新兴力量崛起心存抵触甚至畏惧。近年来，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退群”“毁约”“脱钩”“筑墙”乱象纷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越来越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中国明确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出人类之困、跨越世界之难分享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有力担当。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顾此失彼、百病缠身，面对疫情疾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霸凌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好地体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与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实现全球善治。

近年来，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严重侵蚀。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不仅对中国无端猜忌、恶意污蔑、恣意造谣，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盟友颐指气使、出尔反尔、过河拆桥，将来之不易的国家间互信降至低点。

面对信任赤字，中国提出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用极大的善意、极大的包容、极大的定力，呵护涵养着信任这一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

进入21世纪，世界和平仍然是稀缺易碎品。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不息，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面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动辄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一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一贯奉行弱肉强食、赢者通吃“丛林法则”的挑衅，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与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

世界发展到今天，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对世界上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发展创造财富、创造幸福，而不是制造问题、制造矛盾。中国政府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基础上，提出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主张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大国的利益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被掠夺被盘剥的基础上。中国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了坚实基础和可行路径。

擘画世界之新的中国创造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作为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制度体制模式，也不主张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而是一种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道路设计与制度建构，是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宏大实践。

世界是个“地球村”，人类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是”固然重要，“想要是”更加重要。世界不仅要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更要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认同、维护这一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世界不仅是“你的”“我的”“他的”，更要成为“我们的”、成为“大家的”。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问题。这些利益只有共同合作才能获得，这些问题也只有共同应对才能化解。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全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仍然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以惨痛代价警醒人类社会，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只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才有希望、有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作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不论大国小国，不论发达还是欠发达，在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中，让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成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为世界大同绘制了蓝图，标注了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文明多样性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及全球治理体制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等等，这些理念越来越为世界所接纳、所认同、所践履。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的各种文件决议中。

中国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身体力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现实的运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从倡议到建设，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后花园”，而是沿线国家的“百花园”；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世界各国的大合唱。作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样态，“一带一路”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与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从主张到实践，从理念到现实，中国赓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传承，秉承“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历史底蕴，抱守“协和万邦”“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愿景化为现实。

中国古代为政智慧探微

刘学军

2020年07月09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在漫长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为政智慧。这些智慧将成为我们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循道。道是万事万物之源，也是为政之源。为政之绪万端，一以贯之者，循道而已，其他所有活动均应循道而为。道法自然，人法天道。如果说自然之善在万物生生却纵横交错而无隔阂，那么，国家和社会之善则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纵横交错而无隔阂，引导人向善。凡为政者，必本于此法而求乎斯境。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莫不重视为政之道。例如，荀子就强调，只有得道以为政，方能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反之，则大危也，大累也，甚至有之不如无之。那么，究竟该如何循道而为政呢？概言之，道主一阴一阳，政贵宽猛相济，也就是孔子讲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强调的是仁、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猛，强调的是制、法，所谓一民之轨，莫良于法。但是，强调仁、德，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仁慈包容。仁，如司马光所讲，人君之仁非妪煦姑息之谓也，而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强调制、法，也不是一味的严刑峻法，而是在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的基础上，做到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宽猛相济，也就是文武兼重，但其运用要因时因事有所侧重，不能简单化。汉高祖刘邦刚刚得到天下时，陆贾经常在他面前说起《诗》《书》，这位草莽出身的皇帝就不高兴，说：“迺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就给他讲，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再说秦，如果其法先王、行仁义，你还能得天下吗？刘邦一下子被点醒了，他就让陆贾把秦以及过往各国成败原因总结一下给他看，结果陆贾就写了十二篇，高祖每听奏一篇都称善。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败亡的原因，“仁义之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秉公。公是道的本质规定，秉公是循道为政的自然要求，是为政的魂之所在。公的一般含义，如武则天所言，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四时无私为，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公在为政方面的理想样态，就是《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境况：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其他皆有所养等等。秉公为政，从人君的角度讲，就要像尧、舜那样，明于公私之分，其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曾就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一事，明确地讲：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还批评房玄龄说：你今天不论其能与不能，就直言那些人的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秉公为政从人臣的角度讲，就要做到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人臣秉公为政的最高境界是公而忘私，如《康熙政要》所说：为清官者惟洁己不要钱，犹是易事，若论公而忘私，诚为难得。

重民。民是为政之本，重民是循道为政的自然要求。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早就认识到民之于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来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例如贾谊就明确论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得民心者得天下”。汉代刘向曾讲到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说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回答说“贵天”，桓公就“仰而视天”。结果管仲告诉桓公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宋朝的石介进一步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那么，实践中如何得民心而不失民心呢？孟子的回答言简意赅：得民心有道，所欲予之聚之，所恶勿施尔。这具体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开源富民、简行利民、节用爱民、因时使民、裁力取民等等。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故取于民有度，用之忧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诚哉斯言！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与大臣们议论如何止盗，有人建议太宗用重法禁之。但太宗认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我应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部为盗，安用重法耶！

用人。人为天下之极，用人乃为政之要，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高度重视人在为政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关键在于人才关乎天下得失。据《史记》所载，刘邦当了皇帝后，有一次跟大臣们论起为什么是他而不是项羽得了天下。高起、王陵等人从“利”的角度做了应对，说陛下您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但刘邦却认为他们的说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进一步说道：要论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这里讲的，就是人才在得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人才在治理天下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唐朝时，宪宗李纯曾问宰相崔群，玄宗李隆基之政为什么先理而后乱。崔群就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崔群的这番话，充分道明了用人在治理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用人智慧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人才常有而患不识，识人重在听其言观其行，用人应德才兼备、因才使用、用之不疑等诸多方面。关于人才常有而患不识，唐代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之不常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关于识人重在听其言观其行，《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论得极为精到。所谓八观，即“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气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所谓六验，即“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关于用人应德才兼备、因才使用、用之不疑，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说起“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时，魏征回答说：“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惧兼，始可任用。”论的就是用人方面的德才关系问题。宋朝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最为鲜明，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明朝高拱所论是较为周全的，他说：“以才气胜者，用诸理繁治剧；以根本胜者，用诸敦雅镇浮。若夫均衡宰制之任，必德才兼备之人，而阙其一者，断不可以为也。”

忧患。患，无论其显或隐，都如影随形与历朝历代相伴。忧患，自然就是为政者必须内具的一种自觉，或为政的一种心态。古之圣王，莫不常怀此心。孔子就讲：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常怀忧患意识，就要谨其始，虑其终，明察秋毫，防微杜渐。墨子提出“国有七患”：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这七患，足以令所有为政者警醒。《明太宗实录》中也有很中肯的告诫：乱生于治，何也？非治能生乱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乱生于所忽也。是故，天下虽有磐石之安，当常怀陧杌之惧。守满持盈，居高思危，谨其始，虑其终，则可以保其位而安其身也。常怀忧患意识，就要以史为鉴，深明治乱兴衰之理。汉朝贾谊对此有精辟之论，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人之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探究中国古代为政智慧，目的是使其成为新时代的为政之资。清朝王夫之说：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于室，无与炤之者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为政也必须“循道而为”，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立足于“人间正道”；必须坚持公权力姓公，决不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人民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来考核、使用领导干部；全党同志必须时刻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长治久安。

以“五敢于+五善于”应战应考

姚增科

2020年03月25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国担当、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到中国力量，都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坚强决断力和高超领导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非凡伟力。但同时应当保持清醒与忧患，看到差距与短板，特别是战疫中有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有发生。深入分析慵政怠政种种作风顽疾，固然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就领导干部个人而言，问题的主要“病灶”有两个，一个是初心缺失，不敢担当，得了“软骨病”；一个是“本领恐慌”，不善担当，患了“低能症”。

大战大考，考的是“关键少数”是否敢于又善于担当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中肯深切，令人感奋。包括人民政协领导干部在内的“关键少数”，要善于从政治上来思考问题，把局部放在大局中把握，在战疫与战贫、防控与发展中“两手抓”“两手实”，守土有责，又守土有方。对标对表中央最重要的是学习领会精神要义，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知行合一、言行如一。

“敢于应战应考”与“善于应战应考”，二者涵义不同，顺序不可倒置，又无一可以或缺。“敢于”体现的是初心、使命、立场、忠诚、觉悟、境界和气概———我是谁，为了谁；“善于”反映的是观点、方法、路径、本领、视野、水平和策略——依靠谁，相信谁。破解“敢于”与“善于”两方面的有关难题，需要上下“双向发力”，同心持续用力。

立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有关疫情防控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在大战大考中更好发挥关键作用，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是“关键少数”必须回答好的重大命题。

应战应考、担当作为，应做到“五个敢于”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五个敢于”，就是在大战大考非常时期，“有我在、跟我来、看我做”，狭路相逢，勇者必胜；全力以赴，舍我其谁。

敢于舍得小我、挺身而出。针对大战大考形势向好又复杂严峻、风险挑战多且复杂叠加特点，首要的是情系家国、奉献小我。入党誓词80个字，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最高境界、最庄严承诺。作为“关键少数”，应当多想一想到底自己“付出了什么”“牺牲了什么”“又应当做些什么”？是否做到了义无反顾、殚精竭虑，不舍昼夜，出空自己。“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正是广大群众特别在乎、看重的。在大战大考中，更应把个人名利地位、荣辱得失放到一边，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力戒打小算盘，更不耍小聪明，成为爱惜羽毛、总当鸵鸟的逃兵。

敢于发声说话、上传下达。针对大战大考中社会各界各方面疑惑焦虑多、社情民意热点多的特点，积极主动及时回应关切、凝聚共识安定人心。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及时宣传党中央“两手抓、两手硬”重大决策部署和落实成效，营造“上下同欲者胜”浓厚氛围，引导群众、鼓舞群众，又以百姓心为心，念民生之难所在，及时向上反映情况，助推问题解决，不回避矛盾，又传播正能量，唱响主旋律。力戒当发声时优柔寡断，当绅士，事已关己还高高挂起。

敢于扑下身子、靠前指挥。针对大战大考中急难险重任务繁艰复杂的特点，敢于勇当先锋，敢打头阵，及时出场亮相、冲在一线。与医治场所、基层社区、园区企业的人员面对面，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力戒浮于表面多、走马观花多、工作作风粗粗拉拉，甚至想出彩却不出力，把考场变为秀台。

敢于接招出招、当断则断。针对大战大考中突发情况多、新问题多特点，强化特事特办思维，关键时刻打破常规，应急救急。注重实干苦干精神，又讲求方法科学精准，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长于因情、因势制宜，动态管理施策，在不变中应变作为。力戒“路径依赖”、依然故我，上面不说就不动，照“老套套”“老黄历”办事。

敢于较真碰硬、严抓落实。针对大战大考中压茬推进任务多、两难问题多、棘手难题多特点，遇事应多问一问，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否贯彻落实，党委政府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否见效？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就需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花更大的气力把“抓落实”落实。从常态下的“一级抓一级”转向“一竿子插到底”的非常时期抓法，围绕三大攻坚战一仗一仗打，紧盯在建拟建项目一项一项抓，奔着重点难点问题一个一个抓。力戒重决策、轻执行，重“最先一公里”、轻“最后一公里”。

应战应考、担当作为，应做到“五个善于”

我们常说，“头头不领，水牛掉井”。同样，“缺少本领，水牛掉井”。善于应战应考，贯通了决策与执行、实体与程序、过程与结果各环节。“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

善于调查研究、靶向发力。针对大战大考中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的特点，时时注意吃透上清，摸准下情，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民。还要善于在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互动中了解世情，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对内改革，向改革要红利，扩大对外开放，更大范围贡献中国智慧，分享中国经验。大战大考，信息容不得虚假、形势容不得误判，决策容不得闪失，做足调查研究功课显得尤为突出重要。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要深入一线，通过亲闻亲问亲见下沉基层，掌握第一手鲜活情况。特别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当年形成著名《兴国调查》论作，在新余访谈从兴国参军入伍的群众，甘当小学生精神与“异地调研”方法。力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善于总结经验、学思践悟。针对大战大考特别需要真才实学、随机应变的特点，做到边干边学、边干边总结、边干边提高，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加快学习掌握履职必知必用的政策理论、法律法规、行规行矩和专业知识，防“知识告罄”，落后于新时代现象发生。涵养提高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所必需的书卷气，避免脱离实际、坐而论道的书生气，善于学习是崇尚学习的应有之义。善于学习要研究“学习学”，注重提升学习能力，使得在有限时间内收获最大化。学问学问，还要在问中学、学中问。掌握从政治、哲学、历史、文化多维度思考问题的方法，悟得昨天之于今天、实践之于理论、中国之于世界内在逻辑之道。力戒好读书不求真解、能命题不擅解题，甚至‘无知者无畏’‘半瓶子醋’还自我感觉良好。

善于民主集中、双向发力。针对大战大考绝非一人一己之力一地一方所能胜任，打的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特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化解一切可以化解的矛盾。“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的政府“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论断。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讲从我做起，以上率下，发挥“头雁效应”，还要讲团结、讲民主，集思广益，开门纳谏，引领、感召、鼓舞和凝聚“最大多数”。力戒脱离疫情影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危”中有“机”这个新的最大实际，脱离党内党外各方面、各阶层、各界别人士的关切，想问题、办事情。

善于滚石上坡、打开局面。针对大战大考中超常复杂棘手难题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形大、前所未遇挑战多的特点，坚持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善于接“烫手山芋”，历经当“热锅蚂蚁”的考验。多到矛盾多、困难多的地方去，多做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工作。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既用好传统验方，又与时俱进出新招，善于抓住关系全局的“牛鼻子”，集中优势兵力突破瓶颈难题。力戒思想方法、工作路子疫情前与疫情后一个样，疫情大转变后与大转变前一个样，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落后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非比寻常之时势。

善于廉洁不染、讲规守矩。针对大战大考伴生系列新的廉政风险特点，做到坚守底线、不碰红线，把控好思想道德与机制制度两道防线，干成事不出事。与火线提拔重用、荣誉表彰机会增加、爱心慈善款物增多、发放特殊津补贴等相伴生的是，有的领域、系统和单位廉政风险增大。见诸主流媒体的一些典型个案行为拙劣、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现象，都足可说明问题。疫情防控属特定阶段、特殊时期的特别任务，历史总会翻过这一页，但保持风清气正，防控廉政风险、道德风险不存在特殊和例外。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保持廉洁自律定力，还要做到“一岗双责”，把握好严管与厚爱、约束与激励关系，落实党内关怀帮扶政策措施，重视对党外干部、人才的培养使用，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更能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守护好“责任田”一方净土、政治生态。力戒重经济、轻政治，重业务、轻党建，重惩戒、轻防控，耽误办好大战大考中的要事。

科学把握2020年宏观经济走势

刘 伟

新年伊始，回望过去，眺望未来。2019年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实现了“六稳”，宏观经济指标均符合预期政策目标。2020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依然，短期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背景下，供给端和需求端均有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比较而言，供求两端“双收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自然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降，需要实施更加明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要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功能，强化其结构性效应，提质增效，有效提高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水平，保障稳增长所要求的流动性，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保持持续健康增长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另一方面，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六稳”工作，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增长；同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有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依然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就宏观经济增长主要指标看，我们预计，全年GDP增速处于预期区间，有望达到6.2%左右，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19年中国GDP总量有望接近100万亿元，占2019年全球GDP比重16%以上；人均GDP水平将超过1万美元，达到或接近全球平均水平；CPI涨幅全年平均预计在3%左右，虽然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冲击，但总体保持在预期政策目标水平上；调查失业率预计5.2%左右，实现了预期政策目标5.5%以下的要求。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贸易正增长，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左右，其中出口同比增长5.2%，进口负增长0.1%，贸易顺差扩大，相比同期全球贸易增速的大幅回落，中国稳外贸成效显著；外商直接投资保持正增长，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6.5%，尽管一些低端产业从中国搬迁到东南亚等地，但外资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和服务业投资规模扩大；在外贸、外资增长平稳的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外汇储备开始回升；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1%，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经济结构转变取得明显进展，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同比增长6.3%和4.6%，高于工业总体盈利水平；“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性进展，特别是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总之，2019年中国经济在国内下行压力增大、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持续健康增长势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达到了预期值，“六稳”的要求全面落实，在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保持领先优势，为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行压力不减

尽管2019年宏观经济指标均在政策目标区域之内，但动态地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上升，2019年按季度看，增速是持续下降的。总体上全年同比增长预计为6.2%，虽然与全球相比增速领先，但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回落，表明总体上中国经济仍处在下行周期。从我国经济增长近几年变化周期特点看，自2009年第一季度名义GDP增速反弹达到高点后持续回落，到2015年第三季度达到底部，2015年底触底反弹至2017年第一季度达到顶点，尔后又开始持续回落。按这种3至4年下行周期测算，我们认为，2018年至2019年是经济下行的加速期，2020年至2021年则可能是本轮周期的触底反弹期。

从需求端来看，一是市场化去库存和政策性去库存叠加带来了明显的紧缩效应；二是房地产市场处于下行周期态势明显；三是民间投资收益预期下滑、增速放缓；四是国有企业去杠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等导致经济主体偿债能力仍未明显扭转，金融周期底部运行特点明显；五是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前三季度实际同比增长仅为6.4%，有所回落；六是在逆全球化和国际冲突作用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升，国际贸易增速回落，世界经济低迷程度加剧，增速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如何解决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从供给端来看，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基数红利逐渐降低。低经济基数下显示的阶段性高速增长，伴随基数的扩张会逐渐减弱。特别是人均GDP水平突破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进入持续下降期，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韩国上世纪90年代后，人均GDP突破1.1万国际元后都出现了速度的放缓。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二是工业化红利持续递减。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滑与第三产业快速提升，表明传统工业化加速的结构增长效应已基本终结，工业制造业企业利润紧缩，企业内生动力不足，中国制造业PMI值呈现波动下滑的趋势，表明工业生产活动扩张的内生动能整体较弱；由于受创新力提升迟缓及不确定性限制，新动能转换相对不快，升级性的结构调整步伐放缓，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高新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战略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均出现下滑；并且由于各类对新动能产业支持政策的到期，政策红利减弱，一些成长中的新产业和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加之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传导效应逐渐显现，对高技术产业新动能转换产生实质性的冲击。因此，经济结构调整会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影响。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使中国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全球化红利加速下滑。四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流动性人口的负增长和储蓄率的持续下滑，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人口红利已进入加速递减期，中国人口峰值事实上已经或即将出现，2018年新生儿减少200万，老年人口则大幅增长。五是要素成本红利开始全面减少，尤其是土地、能源、环境等资源约束更为严格，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既无可能更无竞争优势。

判断自然走势

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因此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同时面临国内“三期叠加”，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交错，全球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化受阻，不确定性加剧。因此从2020年经济增长看，中国经济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从供给端都面临明显的下行压力，2020年供给和需求的自然走势呈现“双紧缩”态势。需要根据影响供给和需求的不利和有利因素的比较，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就总供给而言，扩张性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一是发展性因素的改善，包括技术进步、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等。二是制度性红利的反弹会对冲部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作用，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回升；持续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企业市场活力上升，产业结构呈现良性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的2217个改革方案，仅2019年便出台285个改革方案，完成46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61个改革任务，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更加凸显；市场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创新指数大幅提高。三是应对外部冲击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重要设备等方面的战略政策启动会带来新的结构性拉动效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计算机、机械设备、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领域已见成效，净利润同比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但总体上看，如前所述总供给方面的不利因素更显著，总供给呈现收缩状态。

就总需求而言，积极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一是部分领域投资需求的增加，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上升，民营企业投资预期改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去库存、去杠杆周期后，在本轮逆周期调节中开始“后发”，投资能力回升，同时对民营企业具有带动作用。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红利将进一步显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阶段，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渐深化，内需市场扩张的基础进一步充实，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中产阶层消费潜力将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将突破40万亿元大关，其基础便在于发展带来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上升。三是全球经济政策同步宽松将给2020年带来全球政策红利。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与2019年年初相比，全球各国央行大都下调了政策性利率水平，全球经济恶化状况有望得以缓解。但是综合前述总需求方面的不利因素，2020年总需求大概率收缩。

综合研判有利和不利因素，在总供给、总需求“双收缩”的条件下，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自然走势（不包含政策作用）下GDP增速可能低于6%，相应的CPI的自然走势较2019年也会有所下降，可能降至2%以下。

坚持稳中求进

基于上述判断，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基调需要继续坚持贯彻稳中求进。

“稳”首先是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根据经济增长的客观性阶段性规律和自然走势，一要有利于高质量发展，防止出现高通胀。泡沫式增长必然严重牺牲经济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必须严格防止“经济过热”。二要在经济增长上保障就业目标的实现，防止经济衰退。三要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求相衔接，保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2020年稳增长，GDP增速应在5.5%至6%之间为宜。通过政策调控使实际增长速度略高于自然走势。

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力促稳增长。在需求管理上，笔者认为，总体上应采取扩张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必须继续坚持，同时强调提质增效，突出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此外，还要加大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必须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提高企业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力度，调动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完善结构性减税，重点扶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进一步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财政支出项目重点进一步向民生项目倾斜。

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在财政政策强调结构性效应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应更加注重总量效应，不宜过度偏向结构性操作。就总量货币供应而言，M2不宜设定过低，应为预防通缩风险和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收缩预留政策调节空间。同时继续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等工具实施精准“滴灌”，尤其是向制造业企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倾斜，切实降低其融资成本，提高其盈利能力和贷款意愿。

“进”则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继续深化。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提高生产者竞争力。与需求管理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直接影响消费者，而是影响生产者，包括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国民经济体系（宏观）。因此，要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深化产业组织变革，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总之，在巩固前一时期“三去一降一补”成效的同时，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制度创新，重要的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通过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从营商环境看，一是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尤其在价格方面要进一步放开，鼓励公平竞争。二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是生产者效率，只有长期稳定的政策才能真正见效。三是强化法治之力，减少人为干预，以稳定市场预期。从消费环境看，一是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稳定消费者信心；二是要完善消费基础设施；三是完善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

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除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采取相应政策和改革举措外，还必须高度关注可能发生的主要风险点，尤其要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国际金融风险等。

总之，在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过程中，必须坚持做到“四个必须”，即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就是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上，在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上，在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上等各方面必须协调统一，进而达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防风险的目的。

把凝聚共识的责任扛在肩上

李 江

2019年12月11日

来源：人民政协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是党中央首次就人民政协工作进行专门部署的会议，虽然先行召开，但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有机联系、思想贯通。这两次在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召开的重要会议，让2019这个特殊年份更具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既突显了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特殊优势，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发挥作用的着力重点。无论是政协组织，还是政协委员，都必须切实把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的责任扛在肩上，在方向上守正、手段上创新、方法上改进，真正把人民政协建设成为“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

凝聚共识是政治责任，必须切实把准方向，解决好“往哪聚”的问题。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是新时代人民政协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云南作为一个边疆、民族、贫困省份，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而繁重，人民政协要更加有效凝聚共识，必须确保工作主轴不移、工作方向不偏。

在坚持党的领导的高站位中把准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人民政协工作必须恪守的根本政治原则。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政治方向，持续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最大限度地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更加紧密地把各族各界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党的领导坚强巩固、执政根基永不动摇。

在服务国家治理的大格局中把准定位。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党委是领导机构、人大是立法机构、政府是行政机构、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四者工作方式不一样、工作内容有差异，但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扮演着通过协商凝心聚力的重要角色。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就要牢牢把握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统一思想、增进团结的工作，把各族各界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形成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的强大合力，更加有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在推进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把准目标。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日趋繁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引导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越发显得至关重要。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就必须紧紧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战略目标，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增进各族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大联合，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凝聚共识是职责使命，必须持续创新手段，解决好“如何聚”的问题。云南是一个欠发达省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突出，人民政协要担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