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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满宗洲:
回忆我初给军地两位首长当秘书的日子 1
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唐晓康:
我在成都军区司令部当秘书 4
海军少将乔崖:
我给苏振华同志当秘书 7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杨春发:
机关工作随谈 13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杨春发:
机关工作再谈 16
回忆我初给军地两位首长当秘书的日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 满宗洲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秘书工作也是一样,刚刚跨进秘书门槛的年轻同志, 面对生疏的秘书业务和水平能力比自己高得多的领导,难免有些畏难情绪。总感到这也别扭,那也难办,虽然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工作仍然干不好, 领导仍然不满意。但只要迎着困难上,不怕碰钉子,把挫折当向导,虚心学习, 大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就会踏出一条成功的路来。在这方面,我的体会很深。
一、辛辛苦苦却换来批评
1970年,我刚满30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当干事。这年年底的一天, 部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司令部办公室为廖容标副司令员当秘书, 这是一项新工作,要求比较高,要有思想准备。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任命,我心里不觉一阵紧张,额头冒出汗珠。廖副司令员是战功卓著的老将军,而我则是入伍不久、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过去只是开会时在主席台上远远地看到过廖副司令员,从未近距离接触,要我到他身边工作,心里实在发怵。领导看出我的心思,鼓励我说,让你当秘书,是因为你具备秘书的素质,要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上任了。刚上任那阵子, 我处处小心翼翼,侧耳恭听首长的每一句话,认真完成首长交办的每一件事, 有时连本应由警卫员干的生活琐事也主动干了。那时没有手机,为了不漏接一个电话,除了一日三餐,我都待在办公室里。为了让首长随叫随到,有时晚上还到首长家里待命。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使首长满意。一天,廖副司令员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说:
“你成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是变成二首长了吗?你的任务是协助我工作,而有些工作不是待在办公室就能做好的,要经常到部门去,和他们一起研究。”首长的批评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直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跑到办公室主任那里诉苦,说自己不适合当秘书,要求调换工作。主任耐心地开导我,肯定我工作积极、认真、热情,同时指出:“做工作只凭热情是不够的。秘书是为首长服务的,而每个首长的性格和工作方法不同,对秘书的要求也不同,有的喜欢秘书与自己形影不离,有的交代任务后放手让秘书去
干,廖副司令员属于后者。你要熟悉首长,适应首长,按首长的要求去做。” 首长的批评和主任的开导对我震动很大,感觉好像服了一剂清醒剂。后来,
我去请教首长的前任秘书,请他介绍经验,一起研究改进办法。之后,我改变了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做法,将首长生活上的事情,尽量交由警卫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去做,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首长交办的公务上。同时,在不影响为首长正常服务的情况下,走出办公室,收集有用信息,督促检查首长决策的落实情况。属于秘书业务范围内的事情,大胆进行处理,自己处理不了的再去请示首长,做到既不越权,又不事事麻烦首长。这样做,减少了忙乱现象, 提高了工作效率,首长满意,自己也轻松了许多。
二、“得意之作”的尴尬
一次军区要开民兵工作会议,廖副司令员分管民兵工作,要我写个讲话稿。我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民兵工作的几个文件,翻阅了各地上报的材料,并向业务部门要了几个数字,经过构思,用3天时间写出了初稿,又用一天时间进行了修改润色,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了推敲。自认为写得不错,有把握在首长那里能通过。但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乐观,只见廖副司令员拿着稿子粗粗地看了一遍,然后摘下老花镜,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从表情看,显然是不满意, 我心里嘀咕:几天的工夫是白费了,准备返工吧。首长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看稿子主要不是看句子多么顺口,标点用得是否恰当,我主要看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该说的话说了没有。这个稿子上的话都对,但重点不突出,缺乏针对性,我给你谈一谈思路你再重写吧!”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使我明白, 秘书为领导写讲话稿,反映的是领导的观点和思路。秘书自认为是得意之作, 但如果与领导的思路对不上,这稿就过不了关。
从此,我每次写讲话稿前都下大工夫领会首长意图,意图搞清楚后再下笔。我体会,领会领导意图不仅要请领导当面交代,而且要靠平时的观察和积累, 从领导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从他同别人的交谈中,了解其观点和思路, 知道他喜欢讲什么,不喜欢讲什么。把握了领导的思路,了解了领导讲话的习惯和风格,写起稿来就能得心应手,在领导那里就容易通过。
三、老秘书新起点
我在廖副司令员身边工作了5年,他退居二线之后,我调到王恩茂将军身边工作,当时,王将军在南京军区任副政委。1977年3月,王恩茂将军调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我也跟随到吉林工作。那时,我在秘书岗位上已经奋斗了7年,算
得上老秘书了。从南京到吉林,从军队到地方,虽然服务的还是同一个领导, 但对我来说是个重大转折,也可以说是个新的起点。因为环境变了,业务变了, 我面对的一切都很生疏,就连计委、建委这些部门是干什么的,我都搞不清楚。一时间,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写不出合格的讲话稿,更谈不上出点子、提建议了,甚至有时还说外行话。以前一个小时的工作,现在几个小时都干不完, 因为情况不明,拦路虎太多,工作效率太低。
面对陌生的环境,生疏的业务,我该怎么办?经过认真而痛苦的思考,我下定决心:学!通过学习,由外行变内行。怎么学?首先,放下架子。把周围群众当成自己的老师,来一个孔夫子的“不耻下问”。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在某一点上比我强,我就向他学习。其次,不怕吃苦。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既要拨乱反正,又要恢复和发展生产。领导忙,秘书也忙。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班在工作,下班也在工作。早晨没起床,已经有人在门前等候,走在路上要接待好几个上访群众,吃一顿饭也要接好几次电话。生活的节奏从来没有这样紧张,但我没有退缩,反而把这当做学习和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汗水没有白流,在繁重的工作中我熟悉了情况,获取了知识, 探索了规律,增长了才干。我终于体会到毛泽东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再次,讲究科学性,注重实效性。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样样都与自己有关,知识的海洋无边无沿,但学习的内容必须突出重点, 分清缓急,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我的办法就是围绕工作安排学习,干什么学什么,学和用紧密结合,学以致用。开始,省委集中一段时间揭批“四人帮”, 我就多看揭批“四人帮”的材料,了解“四人帮”在吉林的流毒和影响。后来, 省委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春耕生产上,我就认真学习有关春耕生产的文件,并收集相关信息向领导汇报。这样,可以做到工作、学习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为省委第一书记当秘书的4年,是我一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完成了由军队秘书向地方秘书的转变,为我今后长期在地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在成都军区司令部当秘书
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 唐晓康
1983年底,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要在重庆十三集团军选两名秘书,充实机关的秘书队伍。结果我被选上了。
一、杨尚昆主席夸我懂得关心人
调到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时,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总参军务装备部的领导,参与我军购买外方直升机的事宜。由于是军购,我们全部换上便装,不引起外界的丝毫注意,不住部队招待所,接待人员和北京来的人员都下榻于四川成都锦江宾馆。
这次购买直升机,我见到了总参军务装备部的领导、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贺鹏飞身上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元帅之子的风度。他对比着各国直升机, 耐心细致地分析着各种机型的特点。
当时,有美国的、苏联的、法国的、英国的飞机参与竞标。我军希望这些国家的飞机都从成都往西藏飞行一次。因为我们主要是装备西藏边防,这些飞机的性能必须适应高原、高山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别是峡谷中的气流,同时也需要试飞的经历。
一天,看到贺鹏飞围着不同国家的直升机爬上爬下了解各项性能,我好奇地问:“首长,这些飞机长得都差不多,性能应该差别不大吧?”贺鹏飞转过身,哈哈大笑起来:“唐秘书,你不晓得,直升机要考察机动性、载弹量、防护能力等很多方面,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看着贺鹏飞工作如此认真,我不由得暗暗佩服。我第二次领到的任务,是接待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还有他的爱人李伯钊。李伯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
在我印象中,杨尚昆副主席丝毫没有首长的大架子。他告诉我,因为都是四川人,大家说四川话就很亲切,还说这一次是私事,主要是陪老伴回一次老家,所以行程不公开。人老了,倍加想念家乡,老伴已经很多年没回四川老家了,这次他特意陪同老伴来“还愿”。
我与杨尚昆副主席一起吃饭,后来军区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我们一起观看。看文艺节目时,为了让李伯钊坐着舒服一点,我找了一个矮凳子,放在她的脚下托着,这样脚就不会酸痛了。
节目结束后,杨尚昆副主席走过来,拍拍我的肩称赞说:“年轻人,不错嘛,很懂得关心人!嗯,将来肯定能找个好对象。”我一下子就不好意思起来。
杨尚昆和李伯钊是一对特别慈祥恩爱的老人。可事后没多久,李伯钊就去世了。
二、开国少将杨以山趣事
我给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杨以山当秘书的那段时间,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
杨以山,安徽省云安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了鄂豫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和林南、温县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了洛阳、郑州、渡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深入基层,跑遍了大西南各个部队和哨所。
杨以山与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是安徽老乡。战争时期,他曾经用一个连的兵力,护送汪荣华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平安到达延安。刘伯承一直都记得并且很感激他。
杨以山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他与刘伯承的深厚感情。
红军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想要找到吃的东西相当困难, 基本上能吃的都被吃光了,杨以山连自己的军用皮带都煮来充饥了。有一次, 他非常意外地在河边钓到一条鱼,有巴掌那么大,在当时来说,那可是了不得的“大餐”!他像得口水直流,可硬是忍住,舍不得吃,用盐抹上,晒干,然后找机会悄悄地送给了刘伯承,还不让毛泽东、周恩来知道。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啊?难道您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比刘伯承元帅的‘官’更大么?”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下,郑重地说:“我这一生,从安徽农村出来,就知道一定要对刘伯承元帅好。”
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汪荣华是他的老乡,他还是元帅的婚姻见证人呢。
杨以山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将军,他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三、王焕如将军托我买股票
接下来,我给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当秘书。
王焕如,陕西省长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临清、邯郸、老庄、南乐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长衡、临汾、冀中等战役,随后参加了太原、宝鸡和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军事接管工作,并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和平时期,担任
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在我给王焕如当秘书期间,有一次,按照要求,军队的每位党员干部都要重新填写一份入党的经过说明。王焕如当时叫我帮他填写。入党证明人一栏, 我问他填谁,他淡淡地说:“填胡耀邦。”我看了他一眼,有点吃惊,以为听错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再来一句:“你看什么?就填胡耀邦。”
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时我就想,咱首长可真不简单啊!
王焕如身材高大,声音洪亮,陕西师范学校毕业,是个有文化的人。我随他到部队、军校去检查工作,他都非常仔细。战士的床辅、伙食,连早饭吃的什么泡菜他都要看,自己也要亲自尝一尝。王焕如为人处世十分低调,平易近人。
最让我吃惊的是,王焕如将军也是一个具有超前投资意识的人。当中国开始发行股票时,离休后的他对股票产生了兴趣,那时我还觉得很奇怪,一个老红军、老政工干部,竟然对市场经济、虚拟经济不反感,还托我买1万股股票。当时我已经转业到了银行,但很惭愧,那时我也不是很懂股票,又怕股票亏损了,导致老首长心理承受不了,就没有给他买。其实,我们银行柜台也卖过原始股票。随后,股票又涨了不少,如果当时帮他购买了,1万元的股票能赚好几万元呢。
四、张太恒司令的幽默
我接下来被派给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张太恒中将当秘书。
张副司令员没有一点架子,他是山东人,好相处,心直口快,有时也很幽默。有一次,张副司令员准备去云南前线视察,我问他:“带不带枪?”张副司令员的回答很干脆:“不带!”
我带着几分担忧说:“带了比较安全,我们好保护您。”他说:“一般外出时,司令员都是走在前面,秘书、警卫员走在后面。如果你们两个小子走在我的后面,一不小心手枪走火,不是先把我打死吗?这才不安全。懂吗,唐秘书?”一听这话,我差点笑出声来。
我给苏振华同志当秘书
海军少将 乔崖
1952年秋天,我在贵州省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当时入党不久,工作热情很高,一心想把工作搞好。就在这个时候,省委副秘书长闫学增同志找我谈话。他说,苏政委(因为他是省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大家都习惯地这样称呼他)想物色一个合适的秘书,我们认为你比较合适。”我说:“我太年轻了(刚满18周岁不久),文化程度也不高(差两个月初中才毕业),给这样高级的首长当秘书,肯定不能胜任。省委机关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多得很, 还是另选别人吧!”
闫学增同志说:“你先去试试吧,如果首长满意你就干下去,不满意就换人。”其实,苏政委对我这个刚满18周岁,初中还没毕业的小青年,能否胜任做他的秘书工作,也不太放心。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试用”的办法。从此以后,凡是他下乡或出差,去重庆参加西南局、西南军区的会议,就带着我去, 回贵阳后仍回原单位,重操旧业。经过一年多的“试用”,他终于对我的表现基本满意,下决心把我调去当秘书,当时我还不到20岁。
这件事是这样定下来的:1951年11月,苏政委带我去重庆参加西南局会议, 当时已调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也专程回重庆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对苏说:“经彭总、贺总推荐,毛主席、周总理同意调你去海军工作,政治局已正式作出了决定。因为海军肖劲光司令员资格老,你先去担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是,肖年龄比较大(时年51岁),身体也不太好,你要主持日常工作,多辅佐肖,把海军的事情办好。”苏政委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一定和肖司令做好海军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在乘汽车回贵阳的路上, 苏政委对我说:“中央已决定我调海军工作,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去?”我说: “1950年初我从兵团到省委,稀里糊涂就脱掉了军装,连个转业手续都没有办。现在有机会回部队工作,尤其是到海军这样的技术军种,当然愿意了。”他又说:“你说老实话,现在有女朋友没有,如果有,就一起带去。”我说:“我还小哪,根本没顾考虑这些事。”回贵阳后不久,即1954年1月,我就正式调到他那里去工作,并且搬到他家去住,就这样正式开始了我给他当秘书13年的经历。
给他当“试用”秘书期间,还闹了一些小笑话。因为我比当时的警卫员李
其年小几岁,人家经常把他当秘书,而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