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章那些事
一路有你，苦一点我也愿意
——我和文章那些事
想想这半辈子，跟文章的关系还真是“扯不断理还乱”，从小读书学写文章，参加工作当老师常写文章，有段时间办报纸专写文章，现在“以文辅政”更离不开文章。几十年携手走过来，依靠文章做了些事情，依靠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依靠文章获得了不断的进步、得到了不少的快乐幸福。偷得浮生半日闲，理一理我和文章的那些事，借用张学友的一句歌词：一路有你，苦一点我也愿意！
我十四岁因家贫辍学，回乡种地，大队支书看我家人多劳少，也看我读书成绩好，照顾我到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教学点上当老师，一年50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棒劳力”。记得教室是生产队的猪圈改装的，课桌是八块水泥板，两个年级、16个七八岁的学生，复式班，别看我小屁孩一个，又当校长又当老师，语文算术体育音乐一人全包，还兼着生产队的出纳，管几万元钱。我学习刻苦，教学扎实，学生考试成绩好，在小乡和大区里名声渐起，有县里来的局长科长也屈身到“猪圈小学”听课。两年后我被提拔到大队小学教书，教五年级毕业班，全区统考，每次第一。当时白螺区新来了一个文教组长叫曾强秦，听说有伯乐之名，有天他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听了我的课，很喜欢我，要我陪他到邻近的杨林山小学去一趟，山上有座天妃圣母庙，相传是明代皇帝题匾赐封的，庙里有一些诗词对联，我们顺道进去参观，组长问我会不会作对联，我说试试看，我辍学后跟几个乡村老先生学过做诗做联，作个对联没问题，我们大队所有新婚对联都是我写，每年过年我都要为乡亲们写春联。组长要我以庙和山为题，我想了想作出两句：十五年庙宇重修，天妃圣母与民同乐；九万里河山一览，江汉平原唯我独尊。组长吃惊地看着我，好半天说不出话，又问我能不能作首诗呢，我说好的，再试看看，走了几步便拿出笔记本写下一首七言诗：一峰雄峙大江边，拍岸惊涛吞九天。龙匾千钧吐日月，凤檐万丈入云烟。凭栏仰读岳阳记，回首沉吟黄鹤篇。壁上挥毫问圣母，本人何日成诗仙。诗句写得有点狂，组长高兴得直点头，止不住地夸我有才。听说回去后在文教组会议上激动地说起他发现了一个人才。一个月后，曾组长举荐我破格参加荆州师专首届函授招考，所谓破格，报考条件必须是公办老师、中学老师、师范毕业，这三条我一条都不符合。我懵懵懂懂去参加考试，全区参考的有二十多人，都是中学公办教师，不少是教高中的，带队的领导笑我是“麻雀夹在雁群里飞”。考试结出来了，全区中文系数学系各录取一人，中文系那人是我（后来补录了一个叫王周全的中学语文老师）。我也是全县录取的四十多人中唯一的民办教师。曾组长因此经常自夸慧眼识才。我很高兴因这一联一诗圆了大学梦。
在白螺中学当雇请教师的时侯，我向中国青年报投了一首长诗，题目叫《老师，我们应该去哪里》，反映毕业生疲惫不堪的学习和痛苦不堪的心态，长诗前有个序，介绍我为什么写这首诗，还落了一款：湖北省监利县白螺中学初三一班班主任余爱民。中国青年报全文全诗照登，占了很大版面，还加花边呢。那个影响大得不得了，全国各地好多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还有解放军战士给我来信，信象雪片一样地飞来，说我写出了实情，道出了心声，说我是学生们的代言人，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喔哟喂，一不小心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英雄。有个长沙的中学生，千里辽辽找到白螺中学，要请我“当面指点迷津”，那天我不在学校，校长接待了这个学生，校长跟他说：“你快回吧，余老师这会儿正在迷津之中呢”。
校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大事不好！听说上级教委的领导看了那诗很不高兴，说是影响了我们县素质教育声誉，学校正责令我写检查呢。检讨还没写完，校长提拔到白螺镇当党办主任，党办那时缺人写材料，尤其缺对外宣传的笔杆子。校长眼珠一转，余爱民不是能写诗登报吗？一句话就把我借调到党办当秘书了。我当时还依依不舍呢，因为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抑扬顿挫地朗诵。
我是89年初借调到白螺镇党办当秘书的，年底中央下了一个关于加强共青团工会妇联组织建设的文件，县里来人要我们镇配一个团委书记，党委书记王崇庆把脑袋一摸，就余爱民吧！团委书记在乡镇工作中算个“小菜一碟”，可我平生第一次当官，管一万多青年，肯定要“小题大做”。今天一个青年座谈，明天一个篮球比赛，后天一个检查评比，硬是把原本“冷水泼火冒青烟”的一桩事，搞得象“劈柴烧火只飘的”。90年底，我们镇团委被评为全县先进团组织，团县委要我写个经验总结，我试着想写一个“不一样的总结”，题目叫《卒子你大胆地往前拱》，分三部分：卒子胸有大目标——为党分忧，为青年解难，写团委的规划和思路。卒子职责就是拱——学猪八戒肯拱，学诸葛亮会拱，写团委的作法和成效。卒子最富有奉献精神——拱到底，不回头，写团委的干劲和精神。呈了一份团县委，顺带寄了一份给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全文刊发，黑体大标题下一行落款也特别醒目：湖北省监利县白螺镇团委书记余爱民。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团地委和团省委的关注，两级组织都到我那儿去考察、办点，我的工作乘势而上。第二年，我们镇团委获得地区五面红旗，后来又被评为全省十面红旗，我也被授予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全省优秀团干部称号，出席全省共青团“九大”，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坐洪山大礼堂主席台。这个崇高荣誉已让我美得像麻雀吃了酒糟飞——云里雾里搞不清方向了。哪晓得，好运气如同老鼠拖棒槌——大头还在后呢。1993年5月，我又出席全国共青团十三大，并且作为全国6万个乡镇团委书记的唯一代表，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人生最难忘，93年5月3日，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小小的乡镇团委书记，竟和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坐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我还当了一天的大会执行主席，坐在首排，坐在奥运会飞碟冠军张山旁边。说出来掉底子，这之前我从来没到过北京。第一次上北京，北京给了我这么高的待遇，让我终身光彩和荣耀，使我终身骄傲和自豪，给我终身信心和力量！
北京归来，组织上给我三大实实在在的关怀：转正了——拖了四年未解决的教师转行政问题一周就办妥了，并且是县委书记亲自督办；提升了——当了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调动了——借调到荆州团地委工作。同事们都羡慕我“名利双收”。我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和光荣的共青团组织，应该感谢各级团组织关怀培养和我的乡村同事们的共同努力，我是否也应该感谢我那篇《卒子你大胆地往前拱》的文章呢？
我在荆州团地委挂职两年，负责宣传部工作。我的写作爱好与工作需要形成了“有机结合”，我与文章进入“密月期”。
那两年，荆州日报、荆州纵横等报刊给共青团开辟专栏，每周每月固定上稿，我是他们的特约撰稿人，也是湖北日报等报刊优秀通讯员，我参与荆州共青团组织力推的有影响的国家级典型总有七八个。还记得有个搬运工人徐永富，年轻时打架坐过牢，出来后发誓做好人，不知怎么碰到一个孤儿，一动心就收养着，后来又碰到一个，再收养，前街后村都知道了，把拾到的婴儿都往他那送，几年下来竟收养了20多个，一个大老爷们日夜里围着孩子转，自己的3个孩子没精力管，寄居在亲戚家中和学校里。我一连八九天天天下班骑车往他家跑，最后写成《蓝天下不让孤儿再流泪》，《知音》杂志发，《法制日报》发，国内和国外几十家媒体发，徐永富当年被中宣部评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人。中央电视台投巨资为他拍了一个六集电视剧《好大一个家》，香港台湾好多慈善家亲自上门为他捐款。像这样的典型还多呢，还有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啦、全国十佳星火科技带头人啦、全国十佳青年科技工作者啦，这些典型都不是上面下达指标产生的，而是通过我们团组织的发掘宣传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而后受到表彰的。
除了宣传先进典型外，我也写些社会新闻特稿，所谓特稿，就是那些吸引眼球的大稿，当然团干部写文章肯定是弘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