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金融的当代普惠价值：历史经验与现代困境的适配性
（一）红色金融的“人民性”内核是破解农村金融难题的关键
（二）红色金融的“在地化制度设计”为普惠金融提供本土化路径
二、普惠金融的本土化转型：从“政府主导”到“市场-社会协同”红色金融的历史经验揭示了普惠金融成功的内生性逻辑
（二）信用合作组织的“市场化转型”是普惠金融可持续的关键
三、金融主权与经济自主：红色金融的治理逻辑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一）金融主权意识是突破“金融依附”的前提
（二）普惠金融需与区域经济特征深度绑定
四、理论建构：提出“红色金融—普惠金融”的解释框架
（一）理论核心：三大特征构成中国特色普惠金融的底层逻辑
（二）学术贡献：修正悖论与构建中国叙事
五、实践启示：从历史经验到政策输出
（一）政策设计层面
（二）技术应用层面
六、结论
红色金融实践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启示——基于闽西工农银行与信用合作社的历史经验
中共龙岩市新罗区委党校
摘要：本文以闽西工农银行与信用合作社的历史实践为案例，探讨红色金融对当代农村普惠金融的启示。研究指出，红色金融的“人民性”“在地化”与“主权性”三大特征，为破解当前普惠金融面临的可持续性困境提供了核心思路：即以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为导向，通过嵌入本地社会网络与产业特征的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成本，并在维护金融自主的前提下实现普惠目标。基于闽西历史实践与当代案例的对比，本文构建了本土化的理论解释框架，为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提供了历史依据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红色金融；普惠金融；闽西经验；金融主权；在地化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已取得显著成就，但深层次的“普而不惠”（覆盖广但成本高）、“惠而不达”（服务存在但有效性不足）等困境依然突出。这些困境的本质，是市场化金融逻辑与农村社会特有的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失、交易成本高昂等结构性矛盾难以有效调和的体现。主流解决方案多依赖于技术赋能（如数字金融）或政策补贴，虽在短期内扩大了覆盖面，却往往难以在商业可持续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长久平衡点，甚至可能陷入“财政依赖”或“技术空转”的陷阱。
在此背景下，回溯与审视中国本土的金融实践智慧，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闽西工农银行和遍布苏区的信用合作社为代表的红色金融实体，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和经济封锁下，成功探索出了一套服务于工农群众、支持根据地生存与发展的金融模式。它们并非简单的战时经济工具，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人民性”价值取向、精巧的“在地化”制度设计以及坚定的“金融主权”意识。
本文认为，红色金融的历史经验，为破解当代农村普惠金融的困境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与理论源泉。本研究旨在论证：红色金融所蕴含的“人民性”内核、“在地化”方法论以及“金融主权”治理逻辑，构成了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发展的底层基因。重新发掘和创造性转化这一“制度遗产”，能够为当前推动普惠金融从“政府主导”的外生型供给，向“市场-社会协同”的内生型发展转型，提供根本性的启示。这不仅是对中国金融历史的一种重新诠释，更是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价值的发展金融学理论范式的重要尝试。
一、红色金融的当代普惠价值：历史经验与现代困境的适配性
红色金融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制度创新的内核却超越了时空限制，与当前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为弱势群体和薄弱领域提供可持续、有效的金融服务高度契合。
（一）红色金融的“人民性”内核是破解农村金融难题的关键
普惠金融的终极目标是让所有阶层和群体，特别是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中的“信用白户”和弱势群体，能够以合理的成本享受金融服务。这一目标与红色金融初创时期“服务工农、支持革命”的“人民性”宗旨一脉相承。闽西工农银行等机构的制度设计，其核心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通过金融手段实现“阶级公平”与资源再分配，这正是破解当前农村金融“使命漂移”难题的关键。
闽西工农银行明确规定了“社员优先”“低利互助”等原则。在面对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恶性通货膨胀时，其最具创造性的实践是以根据地掌握的实物资产（如钨矿）为锚定物发行货币。这一“实物锚”机制，不仅稳定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打破了外部金融压制，更关键的是确保了农民能够用这种有真实价值背书的货币，换取急需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农具），保障了基本的生产活动。这体现了红色金融将金融信用建立在服务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实体经济基础之上的根本逻辑。
现实转化与验证：红色金融“实物锚定”的智慧在当代得到了创新性转化。以连城县地瓜产业为例，邮储银行龙岩市分行通过“抵押+信用”“专项贴息+无还本续贷”等组合方式，截至2025年3月累计向地瓜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放贷款超1.2亿元，惠及农户100余户及10余家企业。这一实践表明，借鉴红色金融“从实体中来、到实体中去”的思路，通过金融工具将农村“沉睡”的实物资产激活为信用资产，能够有效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
（二）红色金融的“在地化制度设计”为普惠金融提供本土化路径
农村金融市场最典型的特征是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红色金融的先行者们早已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依靠标准化的外部金融规则，而必须进行深入的“在地化”制度嵌入，构建内生于熟人社会网络的信用机制。历史机制中的“在地化”智慧：闽西信用合作社的运作极具代表性。它并非简单地提供低息贷款，而是构建了一套精细的规则体系。例如，贷款用途被严格限定于农业生产，确保了金融资源真正流入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它普遍采用联保互助、连带责任等形式的信用担保机制。这种机制巧妙地利用了农村社区的声誉约束和社群压力，将外部风控成本内部化，极大地降低了违约风险。这是一种基于社会资本的、低成本的“关系型信用”生产模式。
现实应用与效能：这一历史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漳平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实践中探索了“党建+网格化”的管理模式。该模式将党的基层组织优势与传统的乡村治理网格相结合，信贷员（通常也是网格员）能够深度掌握农户的家庭情况、经营能力和信用口碑，实现了风险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管理。结果，其贷款不良率长期控制在0.6%左右（截至2024年底），显著低于同期全国农信社平均水平。这一成功案例表明，红色金融“在地化”
的精髓在于将金融活动深度嵌入当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治理体系之中，通过激活和利用本地化的信息与信任资源，来弥补标准化风控模型的不足，为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可行且高效的本土化路径。红色金融的“人民性”确保了其服务目标的普惠导向，而“在地化制度设计”则提供了实现普惠目标的有效方法论。这两大特征共同构成了红色金融穿越历史、烛照当代的核心价值，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和重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普惠金融的本土化转型：从“政府主导”到“市场-社会协同”红色金融的历史经验揭示了普惠金融成功的内生性逻辑，但要将这一逻辑转化为当代可持续的政策实践，
关键在于推动实施模式的转型。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政府主导、财政补贴”的外生推动模式，其可持续性与有效性面临挑战。本项目认为，应借鉴红色金融智慧，推动普惠金融从“政府主导”向“市场-社会协同”的本土化转型。
政府角色需从“直接干预”转向“制度供给与风险共担”
在红色金融实践中，政府（苏维埃政权）的角色并非大包大揽，而是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引导和调动市场与社会资源。其核心在于，政府的作用应是“赋能”与“护航”，而非“替代”。
核心观点：闽西工农银行的“财政-金融协同”模式（如以钨矿出口收益补贴农业低息贷款）表明，政府的有效性体现在通过“风险共担”机制撬动市场资本，而非单纯的“财政兜底”。这要求政府从资金的直接提供者，转变为良好金融生态的构建者和规则制定者。
成功案例的启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长汀县的“生态补偿
